尴尬的公约

    没有哪一个联合国的会议像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生物体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大会这样，让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忙个不停。因为有一些小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拔河大战”中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却又搞不清楚该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此中一些议题所牵涉到的科学理念和对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的确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公约》秘书处也曾提出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生物多样性科学小组，但建议被否决了。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担心从发达国家来的科学家将控制该组织机构，在他们的建议和结论时会向着发达国家或大集团倾斜，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不愿为这样一个组织机构提供经济支持。

    多次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植物学家马克平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正是这些原因促使NGO非常活跃，因为它们完全是公益目的，不掺杂任何国家或大集团利益。NGO会请一些国际优秀的科学家利用中午或者晚上的空余时间开'小会’，为一些国家的代表们普及科学知识，它们也经常在一些专题会上发大量的科普性质的资料，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分析'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并且'提供科学建议’。”

    为了保证科学有效地履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专门设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和工艺附属机构(SBSTTA)。但是SBSTTA的科学顾问主体的成员一般是由会员国提名产生。实际上，这意味着这些成员不可避免地通过这个机构反映其国家意志。在SBSTTA的早期，他们的会议正是小型的缔约国大会，观点被提出来，会议全部的进程通常会充满公约主要缔约国的政治争辩。

    据野生动植物保卫者组织国际项目的政策分析家斯塔·伯吉尔(Stas Burgiel)在相关媒体上分析，“目前，这种现象改变了很多，SBSTTA的会议已经成为高水平的独立的论坛，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能够讨论研究与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并相对地避免了直接的政治压力。”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但这并没有影响五个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戴上世界范围内环境领域签署国家最多的桂冠。从1992年地球峰会最初提出《公约》，并获多国同意签署，现已有189个缔约方，开了8次缔约方大会。

    但是，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在近两年被摆上了桌面。马克平说：“在最近两次缔约方大会上，刺激缔约国的一个热点就是惠益分享问题。种质资源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口袋里，而利用这些资源的技术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于是发达国家提出获取资源要方便，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拿了资源就要分享利益。”

    中国站在哪一队

    据统计，全球20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品中的95.7%是在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遗传材料的基础上培育而成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大国，种质资源丰富，也是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但是在这样一场“拔河”战中，中国却对站在哪一队显得有些踌躇。

    “中国的态度不激进，但我们很明确地坚决支持'惠益分享’原则。”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教授薛达元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解释了中国的立场，他对“中国遗传资源保护的国家战略”有多年研究，并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

    “说中国是世界上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为过。我国现栽培的600种植物中有一半起源于本国(包括部分种植2000年以上的非本国起源植物)。现存在国家作物品种资源长期库和资源圃的33万份种质材料中有80%是来自国内的收集品。而另一个作物品种资源大国——美国，80%的收集都是来自国外。”他分析，中国同时也是资源利用大国。

    据记者搜索到的一份资料显示：自1971年在中国农科院建立国外引种机构至1993年，中国通过各种渠道从世界9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农业组织引进各种农作物种质、苗木11.3万多份，引进种质主要用于改良品种和大田生产，其中水稻和小麦的引种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引种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当时我国就引进了苜蓿、蚕豆、芝麻、黄瓜等，几百年前引进了玉米、马铃薯、烟草、向日葵等。国外遗传资源的引进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农业生产。

    薛达元说：“我国既是遗传资源的重要原产国和供应国，又是主要的遗传资源输入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根据《公约》规定，结合国情和国际背景，研究制定遗传资源保护和获取的国家战略和策略。”

    由此引发的是中国怎样能够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的问题。而且，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更成为一个需要科学家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