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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前沿 |
| 灾后生态恢复 面临巨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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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灾后,生态恢复
来源: 文汇报
时间: 2008-06-19 点击率: 856879 |
| 摘 要： 汶川地震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亟待回答，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钟扬教授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影响巨大，大到无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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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亟待回答，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钟扬教授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影响巨大，大到无案例可循。”
也许，这样的回答并不能满足一个普通读者的好奇心；也许，人们期待一连串更有说服力的数据。然而，在刚刚经历这场百年来世界第八大灾害之后，我们不难从11个字的回答中咀嚼出一名生物学家的无奈与严谨：动物也好，植物也罢，灾区的生物物种能否劫后余生，也许要靠“运气”。
巨灾的生态后果研究尚不成熟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5.12”汶川地震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作比较。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把目光对准瓦砾下的无名小草，科学界还没有提出“生物多样性”这样的词汇。唐山作为一座城市，其生态功能也无法与岷山山脉龙门山区相比。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钟扬目睹了与会专家对于汶川地震的高度关注，但在为期两周的分会讨论中，却几乎没有涉及灾后生态恢复的话题。“这说明，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不成熟或者说尚未形成热点，这无疑对我们提出了挑战。”钟扬解释说，由于灾难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重复性，要在这一领域开展严格意义的科学研究非常困难，通常只能作一些科学的推论。
在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论文、资料后，钟扬和他的学生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关于灾难与生态影响的研究报告。比如，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1998年长江洪水等灾难性事件后，科学家对灾难现场附近的部分生态系统所做的短期或中长期监测。尽管这些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但它至少证明，巨灾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确实存在，有的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有的则是毁灭性的打击。
灾后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显著增加
一般来说，地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致有三方面：首先是直接影响，包括地裂、地表扭曲、塌方、泥石流、堰塞湖、水文改变等，在1999年的“9.21”台湾大地震中，当地曾有一条小溪在7天内消失，这是由于地下隔水层遭到破坏，溪水迅速渗漏的结果；其次是间接影响，包括濒危物种栖息地的破坏和生境的破碎化，以及通过食物链和种间关系产生的影响；再次就是一些可能产生的次生污染，如化工厂危险品泄漏等。
只要到震后灾区走一遭，那些直接影响大都显而易见，但有时，间接影响却不太容易被发现，甚至长期藏匿于科学家敏锐且专业的眼皮底下而不被察觉。例如，厄尔尼诺现象（特征为热带太平洋表面海水温度的升高）对两栖动物的影响可为这一点提供生动的注解。近年来，两栖动物种群数量的大规模减少和局部灭绝引起了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并未发现气候和其他环境因子的变化与两栖动物种群剧减的直接关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凯斯克博士的研究组通过长期观测和野外实验研究发现，是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美国西部降水模式的改变，而降水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当地西部蟾蜍的产卵场水位深度；当水位变浅时蟾蜍胚胎受紫外辐射影响的程度显著增加，使蟾蜍胚胎更容易感染一种名为水霉的致病菌，最终导致西部蟾蜍孵化成功率降低、种群数量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厄尔尼诺、降雨模式、产卵场水位、紫外辐射影响、水霉感染率与蟾蜍孵化成功率形成一个复杂的因果链条，如果没有巧妙的实验论证，单凭经验常识很难理解厄尔尼诺现象与陆地两栖动物种群动态之间的复杂关联。
“当然，要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就拿出详尽的定量分析还不现实，我们不妨先做一些定性分析。”钟扬告诉记者，受人类活动影响，目前全球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趋势是在下降，那么，地震让这些影响减缓还是加剧了呢?答案显而易见。大灾之后，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干扰度都在显著增加，伴随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这对那些本来就不适应现有环境的濒危物种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保护区警惕“鸠占鹊巢”
痛定思痛。在人类重建家园的同时，应该如何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补疮疗伤？对此，钟扬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在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对灾区，尤其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评估。钟扬表示，可以把长期以来对于该地区生物多样性调查的资料作为评估和修复的依据，在这方面，中科院、四川大学及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等都有很好的积累。例如，从2006年起，由四川大学牵头，复旦大学等单位参与的“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生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工作已展开，不少横断山区的特有物种已记录在案。仅在地震前一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小组还在该地区进行了植物资源调查和标本采集。“通过前后对比，给出定量评估完全可能。”
第二，在灾区的重建规划中，应以生态影响评估为依据，对特别敏感和脆弱的地区，要尽可能地把人为活动降到最低，对于水源中断、重度污染的地区则可考虑异地重建。借此机会，一些生态承载量过大的自然保护区，可考虑迁出居民，进一步完善保护区功能。
第三，在重建家园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外来物种入侵。一方面某些外来种及其花粉可能通过物资运送、人员携带的方式进入灾区；一方面，在震后灾区留下的大量“生态位”上，“鸠占鹊巢”的情况最容易发生。“原有生态平衡被打破，不期望的外来物种有可能乘虚而入，这是自然保护区进行恢复性重建时尤其要注意的问题。”钟扬强调。
当然，生态学家们并不主张对遭受重创的家园大规模“进补”，而应以自然恢复、休养生息为主，让自然肌体自我修复，逐渐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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