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厚重朴实、协力攻关、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黄土精神已成为一种“血脉传承”，使得跨越了四代人的时光、历经了44年风霜的安塞站依然屹立在黄土高原之上。

陈云明（右）和同事在进行刺槐林补植灌木实验。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绝不会相信我们是在黄土高原上。”10月下旬，驱车行驶在宽敞的高速公路上，望着路边一片片已经染上秋色的树林，同行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然而，这里的确是黄土高原。

记者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那里也曾经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千沟万壑、黄土漫天。然而，因为投身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水保人的到来，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现在的片片青山。

四代人的坚守，筑起一座安塞站

提起安塞，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一下高速，《中国科学报》记者便远远看见竖立着巨大腰鼓状建筑的腰鼓山，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以下简称安塞站）就坐落在这座山的山脚下。

安塞站始建于1973年，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站、科技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水利部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教育部与水利部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外科研教学基地。

实际上，在还未建站前，我国著名土壤学与水土保持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地学部）朱显谟就曾多次考察安塞站所处的黄土高原中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成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依据。

对于前不久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开创者朱显谟的离世，大家深感惋惜与悲伤，但令人欣慰的是，他所开创的这一事业大有后来人。“应该说，我算是安塞水土保持科研工作的第四代了。”安塞站站长陈云明说。从安塞站正式设立，卢宗凡成为首任站长，为安塞站进入CERN站序列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朱显谟的学生刘国彬成为第二任站长，带领安塞站进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序列。再后来，陈云明接过了第三任站长的“接力棒”。

作为站长的陈云明，这几年的工作重点是努力改善安塞站的科研基础条件，提升安塞站的科教综合实力。最让他引以为豪的，便是那座崭新的现代化办公楼。

“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安塞站工作的。从杨凌到安塞乘车要走一天，经常停水停电，基础条件差，上山进沟经常是步行，科研试验全部是人力完成……”陈云明在回忆中感慨：“我们的工作是真正的苦中作乐！”

长期在安塞站负责生物、土壤监测的吴瑞俊算是站里的元老了。他回忆说：“那时我们灶房的简易程度你难以想象，有一次正吃饭的时候，屋顶突然就被大风刮跑了。”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苦”日子，陈云明和他的同事们才格外希望改善安塞站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为更多有志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科研工作的志愿者和后备军，提供一个安心而暖心的科研平台。

黄土精神的传承，打赢一场“保卫战”

在陕西省，曾经有过很多与安塞站发展模式类似的野外试验站，但坚持发展下来，并进入国家野外台站序列的只有两个，安塞站便是其一。当被问及安塞站为何能在艰辛中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时，陈云明较多地提到两个字——“传承”。

副站长王兵于2007年来到安塞站。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此时，王兵对于未来的选择有很多，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安塞站。“我觉得还是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才愿意回到这里。我的科研是从这开始的，所以我还想在这继续做下去。”

在陈云明眼中，包括王兵在内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是安塞站的未来，肩上扛着将安塞站的研究与发展传承下去的重担。“我们安塞站水土保持科研成果都是长年连续积累下来的，有一个科研团队的良好传承。这是安塞站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除了科研的完整承接链条，另一个支撑着安塞站从未“倒下”的原因，是“黄土精神”的传承。

安塞站副站长姜峻1990年来到安塞的，长期从事定位监测的技术工作，至今已经28年。他和吴瑞俊等几位监测人员一样，长年坚守，安塞站几乎成了家，而位于杨凌的家，却成了用来落脚的“客栈”。对于这样的日子，他们没有怨言，并且认为，相比老一辈们在安塞站的开拓和打拼，他们已经幸福太多。

“黄土精神是整个水保所的精神，是一代代水保人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应该说起源于安塞站，成长于安塞站，因此更成为安塞站的精神支柱。”陈云明说。曾为安塞站建站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水保所老领导余铮，就是因为对安塞水保事业的特殊感情，去世后家人将其骨灰埋在了安塞纸坊沟。

“厚重朴实、协力攻关、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黄土精神已成为一种“血脉传承”，使得跨越了四代人的时光、历经了44年风霜的安塞站依然屹立在黄土高原之上。

与时俱进的发展，描绘一幅青山绿水图

由于对水保学科的热爱和对科学研究的崇尚，陈云明本科毕业后就到水保所先后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工作后他才知道，最早在纸坊沟的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那时的农民认为一亩地一亩粮，十亩地若种成草，不划算，对农业科学极其陌生而不信任。

老一辈专家们从建立生态户—生态村—8.27平方公里小流域，逐步形成了纸坊沟生态治理与农业发展模式，使村民们看到植被、环境、气候在退耕后产生的巨变，相信了退耕还林的好处，科研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他们提出了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理论，构建起纸坊沟小流域实体模型。

对于这些成果，陈云明并未满足，他在寻求新突破。通过几年努力，山地试验场基础设施显著提升，科研试验更加规范与系统，观测研究内容由农田与水土保持为主，拓展为农、林、草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并重，实现了自动化观测与远程传输；在纸坊沟小流域形成了小区（100m2）—样地（2-4hm2）—流域（8.27km2）三个尺度的生态水文观测研究体系，服务于国家退耕还林效益及流域径流泥沙变化等评估。

他提出将山地观测场建成“水土保持主题公园”，将科研文化与黄土文化融合的设想，得到安塞区政府支持，目前已经完成主、辅道路的建设、硬化了停车场，增加了安全设施，树立了试验场科普标牌，让人们在健身休闲的同时，了解水土保持科普知识。

在陈云明的眼中，这只是安塞站未来发展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科学院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重要科研基地，安塞站除了科研之外，也希望担当起学科建设、本科教育、农技培训等使命，将水土保持科研及其文化精髓传播给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