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种质收集一波三折

    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很重视对农作物的种质保护和利用。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普遍征集。农业部曾两次向全国发布征集各主要农作物原始品种材料的通知，要求以县为单位，对各种农作物全面收集整理。

    “我国现在有两座大的低温种质库用于保存农作物种质，即位于北京的国家作物种质库和位于青海西宁的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另外，还有30多个专业库，主要为小麦、棉花等建立。各个省也都有自己的种质库。”提到中国的农业种质库，马克平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教授薛达元都如数家珍。

    但是，农作物种质保存有今天的成果也是一波三折。资料显示，1953～1957年的四年中，我国已征集到53种大田作物约20万份(包括部分重复)，蔬菜88种1.7万余份(包括部分重复)。

    谁料想这一数目在其后几年又减少了。到1979年作物种质资源总共才剩下43种大田作物16万余份(包括国外引进的2万份)，原因是由于保存条件的限制和“文革”造成的人为破坏。

    薛达元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为了挽回损失，国家采取了补充征集、重点作物野生种考察、重点地区考察三项措施。因此，最有影响的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陆续完成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新一轮抢救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行动。组织全国农业科研人员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对野生种子进行大范围抢救、收集。这一行动收集的农作物种类达180种54万份，挽救了一批优质、抗性好的农家品种，还发现了众多有潜在价值的野生近缘种。

    今天中国已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达38万多份，农业部官员在去年曾对媒体称，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已居世界首位。

    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曹永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国作物种质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破坏和丧失异常严重。1949年我国有1万个小麦品种(主要是农家种)在种植使用，到上世纪70年代仅存1000个品种在使用；野生水稻和野生大豆的原生境生长地已遭到严重破坏，面积越来越少。”

    拥有并擅用资源者胜

    虽然农作物种质保存的成绩值得骄傲，但是中国对林木、药用植物、花卉等种质的关注就显得太晚了。

    薛达元说：“五年前政府才开始关注林木种质资源，目前只能说是起步阶段，对于现在占有很大经济份额的药用植物、花卉等的种质资源保护、收集和研发工作，我国开展得相对就更少了。”

    上世纪60年代，在海南的大片野生稻群中，踩着烂泥的袁隆平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这一重大发现为“三系”配套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此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国际上的同行们尊称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个野生物种的发现，成就了一位大科学家的研究，从而也养活了中国众多的人口。

    目前，国际上在利用生物资源方面最受重视的有两块：遗传种质资源和药用资源(筛选活性成分)。而在这两方面，中国都还有许多待做之事。科学技术上还有许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不管是遗传资源在分子水平上的鉴定，还是一些资源保护的具体细节。比如，迁地保护，多少个个体的移植是充分的？因为从遗传学上讲，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想把一个物种种质资源全部保护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同物种的特性不同，致使问题非常复杂。那么保护多少株算是把该物种的遗传资源保护下来了？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摆在那里。

    马克平说：“另一方面，药用植物的保护没有在最初受到关注。而管理上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足够严格的法规禁止生物资源向国外的流失。”

    诸多原因导致我们将利益拱手让出。“资源是我们的，但是利用的技术在国外。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园林之母’，但我们在花木市场占有的份额与这个称谓实在太不相称了。”马克平说，像兰花、牡丹等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品种，原植株都在中国，但销售市场却在国外企业手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但失去了资源,也使市场在手中一点点滑走。

    “在《中国植物志》上能查到的植物，还有野生的活植株吗？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植物种质已经消失了，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未被发现。如果本底都没有弄清楚，又何来保护、研究和利用？”马克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