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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简报 |
| 海外学者谏言中国科学战略不应压注少数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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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证券报》,转自人民网
时间: 2006-09-28 点击率: 1005038 |
| 摘 要： 新技术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时机而不是技术优劣。以中国当今的综合国力，国家对科研支持的科学方式应是以资金分散为原则，当某一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时，再由其他来源资金去追加投资，而不应将财力压宝在少数几个项目上。 |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有一篇评论中国“十一五”科技规划的文章，在介绍了中国将重点发展16个工程项目和4个基础科学项目(蛋白质科学、量子调控、纳米科学、生殖发育生物学)后，对资金集中使用在重点基础项目上，且每个重点基础项目的总投入多达100多亿的投资方式提出质疑。
我对科学前沿的了解有限，不敢对科研重点的选择妄加评论，只是对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不妨回顾一下日本和欧洲发展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历程。20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HDTV技术将会取代传统电视机，新旧电视机的更替会带来巨大商机，但也是巨大挑战：将以何种方式压缩HDTV的讯号，把大量的图像信息传送到千家万户？不约而同地，日本和欧洲都把这看成赶超世界的大机遇，借助工业政策———即行政力量和国家资金，去推动行业协调、公司合作、甚至是市场推广。初期发展颇为顺利，欧洲声称它的技术已领先世界5年，日本更是获得实质性突破，1991年开始播放HDTV的节目。
然而，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那些技术尚未普及就过时了。因为欧、日选择了模拟(Analog)为标准，而世界却进入了数码(Digital)时代。20多亿美元和20余年的努力，无奈付诸东流。在这一赛跑中，美国公司后来居上，以数码技术领导HDTV的潮流。
决策错误要付出昂贵代价，从中可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欧、日当年为了赶时间，没有去考虑数码技术。当然，那时的人们也很难预测到信息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先驱者就是要承担更大风险。但是，错误的发生也有制度的原因，整个研发太受政府左右了。日本广播协会(NHK)是政府指定的项目领导者，而欧共同体也过多的考虑了本土公司的利益，在项目的执行初期，采用技术标准时就已排除了竞争。而美国的通信委员会(FCC)只制定了一个大框，让所有公司去开发技术，由竞争来产生技术标准。被采用的标准将带来滚滚厚利，被淘汰的那就分文不值。在巨大压力下，也就产生了最好的技术。
所以，科技发展并不听命于行政性指令。政府应去造就一个竞争的机制，以促进最好技术的产生，而不要去决定哪个技术会是胜利者，
今天，数码相机已取代了传统的胶卷相机，这一普及过程才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柯达公司曾在技术上绝对领先，上世纪70年代就在数码摄影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90年代初即首次推出数码相机，然而却未意识到它已率先跨过摄影技术革命的门槛。一直到它核心业务不断萎缩，形势严峻的时刻，才猛然醒悟。2003年7月，柯达董事长Daniel Carp才承认：“我们明白了，导致我们销售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数码的普及。”马上调整战略方向，但它丧失了成为行业老大的最好机会，落得今天要为生存而殊死搏斗的地步。
由于科技发展的不可确定性，即便身临其境也不见得能敏锐地观察到，真是“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
1985年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构思了一个宏伟的全球通讯计划：建立一个由77颗(后减少为66颗)低轨道卫星组成的通讯系统，提供全球范围的无线通讯服务。这个被称之为“铱系统”(Iridium)的项目的宣传口号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投资达50多亿美元，从概念提出到实现花了13年。所有卫星在1998年5月发射完毕，系统也在9月投入使用。但它的用户量远低于预测，公司才经营几个月就破产拍卖，价格是2500万美元——每美元的投资仅收回了半美分。
这是摩托罗拉迄今最大的投资失误项目。众多批评者把失败归咎于过高的价格(每分钟通话2至7美元)，过于笨拙和昂贵的话机(重约2磅，价格3000美元)，在室内受讯不好，等等。但那是把卫星电话与今天的手机(Cellular)作比较，这太欠公道。在“铱计划”启动的1988年，手机技术尚在摇篮阶段，成本很高，受讯也不稳定。那时手机技术的整体效率是极低的，通讯连接要依靠设在地面的无线基站(Base stations)，每一通讯网络需建立数以万计的基站，投资巨大。今天世界手机行业每年在基站建设上的投资仍在1000亿美元以上——假如卫星通讯有接近于此数字的投资，那技术也一定不可同日而语了。何况，以基础设施如此庞大的投资，今天手机通讯的覆盖区域仍不足全球的15%——而铱系统则能连接世界任何角落，甚至是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区域。
但具有技术优势的铱系统最后败北。为什么？——它若早十年、甚至早五年问世，也许结果不同。电讯的投资主要在固定成本，所以规模经济是关键，可铱系统项目启动时，手机已经普及，自然成了它的克星。而且，卫星电话是全球系统，由独家经营，那就资源有限；而手机网络是区域性的，行业有众多参与者，也就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所以，手机的技术不是最佳，却能在完善和普及上走得更快。
新技术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时机而不是技术优劣。卫星电话技术也许更先进、更有潜力，但错过时机，也就没有机会了。
概况起来，由于研发的不可确定性，投入就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无法保证“辛勤耕耘，必有收获”，而是“The winner takes all”(赢家统吃)。“一将功成万骨枯”，除了侥幸者外都是失败者。这不同于其他传统行业的风险：若是餐馆、酒店等，质量好的卖高价，差的卖低价，再次的转让也能卖个二手价；而高科技产品，赢者胜果尽入囊中，败者片瓦不剩。什么是决定成败的因素？很难归纳，技术优劣、机遇时机、对手的策略、顾客需求……
那么，科技兴国应走什么道路？在资源紧缺、生存危机情况下，只能集中优势兵力，以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全局。比如，中国早年在经济极其困难条件下，通过资源的集中使用，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可今非昔比，以中国当今的综合国力，国家对科研支持的科学方式应是以资金分散为原则，当某一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时，再由其他来源资金去追加投资，而不应将财力压宝在少数几个项目上。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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