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粮食”

    当今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它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心头。然而，近十来年，这“狗日的”粮食却与中国人玩起了“藏猫猫”，搞得我们莫辨南北。

    1995年，当粮票已从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人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然而随后，媒体广泛报道的却是中国粮食储藏过多，导致大量的陈化粮。结果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大量的陈化粮还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正当各地致力于农业的“结构升级”，大力减少种粮面积，推广经济作物时，却发生了粮价上涨。专家警告：粮食危机迫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亦对全世界发出类似警告。而以试办农村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农民而闻名于世的茅于轼却一再著文，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认为有必要“彻底消除许多错误的观念”。

    2005年1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后查遍网络(包括农业部网站)，笔者也没能找到这个规划的全文。从媒体的报道看，这个规划对粮食问题的总体判断是：

    “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粮食问题无疑是基本国情之一，这不断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笔者探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我们告别粮票制度是1994年，至今不过十余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以行业定量的计划供应制度，凭证、凭票供应。1955年9月，国家粮食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从此，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粮票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为粮票是新中国的创造，那就错了。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发放过“粮食配给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发行过“临时饥饿谷证”、“军用粮票”、“边区粮票”等。再往前，明清时期有“漕米版串”、“完粮串票”，宋代有类似粮票的“粮食要券”。饥饿似乎总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种族，史书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马尔萨斯没有出现在中国实在令人诧异。

    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着国家粮食丰裕的程度。建国以来的人均粮食产量见图1。历史数据显示：建国后短短7年内，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46.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虑到这是新政权刚刚建立，还在朝鲜与美国面对面地打了一仗的时代背景，对比一下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饥荒，我们真应该对前辈们的业绩肃然起敬。

    可惜，伟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误与挫折，一场“大跃进”带来了人们至今难忘的饥荒。它让决策者牢牢地记住了“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训，使“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成了长达30年的基本国策。这30年的前期，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则启动了世界上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农业为基础”的成效是显著的，人均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长达20年，人均粮食产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终于告别了粮票。

    告别了粮票，“以粮为纲”也就渐渐淡出，到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当人们像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样，再次奋力投入工业化、城市化之时，人均粮食产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趋势线自1996年后出现了下行的态势，这不能不让为政者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

    要知道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先需要知道我们将会有多少人口。图2是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和笔者找到的人口预测/控制目标数据。

    由图2可见，在有统计数据检验的区间，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联合国的预测偏差小些。

    曾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何亚福则认为：“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报告则认为：2050年，人口可达到的峰值为14.2899亿。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人左右。

    图2中的细线是笔者对统计数据做的简单多项式拟合，而不是依据人口理论作的严谨预测。但其走势显然比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更接近统计数据的趋势。它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控制目标，高于何亚福给出的两个峰值。至于对人口峰值的估计，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一致：于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15亿。

    谨慎起见，我们将15亿人作为中国的人口峰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新增的两亿人口准备粮食产能。

    图1中我们看到，人均粮食产量围绕着趋势线在一个通道内波动，从趋势线到通道边沿的宽度，即为平均的波幅，这个平均波幅与趋势值之比，显示了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从1961年到1974年，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从18%降到4.7%，此后最高也没超过8%。这意味着社会已经适应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当年家家必备的粮囤、米缸已被商业储备取代，一旦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超过8%，除非商业储备有能力过滤这异常波动，势将引发社会的不安，乃至动荡。

    中国人吃饱饭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这十余年，由图1可知，1996年的趋势线值(385公斤/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段的平均水平。而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则为人均产量的警戒线，低于它将危及社会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则恐谷贱伤农。由此，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布朗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

    能否靠进口解决问题？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多年来在2.3亿～2.5亿吨之间，新增0.95亿吨左右的贸易量，势必将冲击整个粮食贸易结构，使我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此外，粮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在粮食问题上高度依赖这些国家，其后果是什么？

    粮食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粮食生产年度波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展现的长期趋势。1994年以前，总体上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经过艰巨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问题在于1994年之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苗头，若无法遏制它，饥荒将重新光顾我们。

    产粮能力：播种面积与单产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于1998年达到峰值5.12亿吨，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

    粮食总产量取决于播种面积与单产。历年播种面积呈下行态势，主要是杂粮之类，面积大幅萎缩，作为主食的稻谷、小麦，总播种面积长期稳定在8亿亩左右，但进入本世纪后，也发生了明显的下滑。

    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能保住播种面积不快速下降即是万幸，不可能指望明显增加播种面积。粮食增产只能靠提高单产。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粮食单产明显提高，对中国人摆脱饥荒居功至伟。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单产的提高显出了明显的疲态。

    单产：化肥与良种

    化肥和农药是半个世纪来提高单产的重要因素。数据告诉我们，超过一定限度后，持续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对提高单产几无意义。1996年后，化肥和农药每亩用量持续增大，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农民无知，盲目施用；其二长期使用化肥和农药，产生了“药物依赖”，不逐步加量就可能减产。无论实际上是哪种情况，都不可能仅靠化肥、农药来明显提高单产。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良种。

    稻谷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段是1976～1984这8年间。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配制种子成功，1975年获大面积制种成功，1975年冬，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此后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可见良种对这一阶段稻谷单产提高的作用。

    然而，此后稻谷单产增速放慢，1998年后更陷入停滞。1996年，根据袁隆平的提议，农业部制定了超级稻发展计划：1996年～2000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700公斤；2001年～2005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800公斤；到2010年，超级水稻单产将达到每亩900公斤。袁隆平分析说，中国目前的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大约为2亿亩，如果都种上超级稻，每亩可增收水稻150公斤，新增水稻总产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袁隆平：中国超级稻研究走在世界前列》，2004年4月16日新华网)。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愿景。

    10年后，农业网于2006年9月宣布：“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实施10年来，伴随着一批高产、优质超级稻新品种的相继培育成功，统计显示，1999年至2005年已在生产上推广种植超级稻新品种约2亿亩，覆盖了我国长江流域稻区、华南稻区和东北稻区，累计增产稻谷120亿公斤。

    这5年“累计增产”的120亿公斤相当于同期全国累计粮食产量的0.37%!而这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3.95%。

    2007年9月4日，《科学时报》报道：

    “根据有关规划，到2010 年，中国将培育并形成20个达到这一标准的超级稻主导品种，推广面积达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约1.2 亿亩)，保持中国水稻育种的国际领先水平，带动全国水稻单产水平明显提高，仅此一项，全国水稻总产量即可增加720 万吨。”

    这预期增加的720万吨不过是200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48%，而到2010年，前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预期的人口数比2005年人口增加4.01%。

    由此可见，通过改良品种提高粮食保障能力的道路有多艰难。

    单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在“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时代，各地几乎是不计代价地兴建农田水利。当时的农业样板大寨，最重要的建设就是梯田，所谓“先治坡、后治窝”，宁可忍受家里破烂，也要改善基本农田。

    现在，人们对“先治坡、后治窝”有两极化的评价。然而，从1961年到1996年的单产持续提高，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持续的高强度投入功不可没。虽然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就逐渐下降，但前期建设所产生的功效至少维持了10年。

    当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本质上是人海战术，这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而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许多地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维持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都感吃力，更别说改善了。至于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受制于比较效益，根本不可行。

    依靠人力受阻，那依靠科技如何？

    1984年后，我国粮食生产三年徘徊，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李振声同中国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3个月的调查，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科学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使黄淮海地区增产了504.8亿斤，与学者们预测的500亿斤增长潜力相符。这增产的504.8亿斤相当于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的6.2%，接近1984到1988年4年的人口增长率；换而言之，这一努力，解决了这4年内新增人口的粮食供应。

    然而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再没能看到类似的努力，问题何在？在于社会缺乏农田水利建设的内在动力，动力转向了比较效益更高的方向。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这些民谚说明了中国最佳农田水利条件的区域分布。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些地方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热点区域，相对而言，务农的比较效益绝无竞争力。于是昔日的“天下粮仓”再也没有输出粮食的能力，有的甚至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才能维持社会经济运转。图3显示出各省区人均粮食产量与全国均值之差。由此我们看到唯一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一向被视为粮仓的江苏、河北、湖北、四川，只能自给而已，而珠三角和浙江，则成为严重缺粮的区域。

    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自1998年后明显下降，这反映了农田水利在社会经济系统评价中的实际地位。由此我们看到，影响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

    问题何在：

    产能？需求？有效需求？

    茅于轼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其基本论点正源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他指出：

    “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

    “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依靠市场。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缺过粮，倒是总是生产过剩，为卖不出去发愁。各产粮国都想尽一切办法补贴出口粮食。世界贸易组织近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取消粮食出口的补贴，让粮食自由流通。因为过剩，过去半个世纪虽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种粮食的人减少了大概2/3，而粮食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却降低了一半。”

    这是一个极有力的论证。仔细思量这个论据，不难发现它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粮食，粮食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是表征粮食余缺的信息系统，既然相对价格在下降，足以证明无缺粮之虞。

    这个论证完全符合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足以从理论上消除关于粮食危机任何“虚幻”的观点。然而，这个论证用粮食购买力替换了全社会人口对粮食的实际需求，而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事实上，当今挨饿的人全是缺乏购买力的穷人，在茅于轼的论证中，这部分需求是不存在的。

    且不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为全球饥饿人群殚精竭虑，即使在国内，在大学这个以前被视为象牙塔的地方，不时都有学生因贫困而节衣缩食的消息见诸媒体。农民工饮食恶劣，乃至吃饭馆剩饭的报道更时有所闻。

    1996年后，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论者将其归之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然而种粮的比较效益为何下降到如此地步？请注意，这段时间正是“利润极大化”原则在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乃至直接参与下大行其道的时期。正是“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导致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之间失衡。在货币向“资产”集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的基本需求被排除在“购买力”的视野之外。

    既然市场经济是当今主流文明的基础，既然事实上是“利润极大化原则”依据“有效需求”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导致了什么结果。

    我国的粮食生产以稻谷、小麦和玉米为主体，其中，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上世纪80年代以前，95%以上的玉米被用作口粮。而今玉米消费结构中，饲料占75%左右，工业用占12%左右(主要是淀粉和酒精行业)，粮食和食品消费占8%左右，种子消费约占1.23%左右，剩余为储备和出口。(李超民《我国CPI过快上涨的国际根源》，2007年9月3日《文汇报》)

    稻谷、小麦和玉米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见图4。

    数据显示：自1985年后，作为主食的稻谷加小麦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就开始下降，而作为饲料和酒精、淀粉原料的玉米则替代了它们空出的份额。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认为，酒肉之需开始优于口粮之需。显然，酒肉之需是相对富裕人群的需求，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生理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作出了相应调整。

    调整的动力还不止于此。鉴于石油资源短缺，2003年11月，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封闭运行推广车用乙醇汽油；2004年下半年，辽宁、黑龙江两省相继实现了全省车用乙醇汽油封闭销售，至此，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封闭推广车用乙醇汽油。此后在我国，乙醇汽油项目迅猛发展了5年，直到2006年7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还表示，中央财政投入国债资金4.8亿元，积极支持燃料乙醇的试点及推广。自2002年试点以来，4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共减免两税1.9亿元；中央财政共拨付亏损补贴20亿元，还免征燃料乙醇5%的消费税。直到2007年，燃料乙醇项目的扩张才被发改委叫停。

    这样的调整其实是全球性的。

    2002年后，全球燃料乙醇产量出现井喷，尤其是美国燃料酒精产量以超常规速度增长。

    2005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2年达到2300万吨，生物燃料的绝大部分是燃料乙醇，而目前美国的燃料乙醇全部用玉米生产。

    2006年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酒精生产国。同年5月31日，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宣布，将在其经营的383家美国加油站中提供乙醇汽油混合燃料。

    2007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7年达到1.07亿吨。

    截至目前，美国燃料酒精建成和在建产能已经达到4400万吨；2007/2008年燃料乙醇产量有望达到2800万吨。预计2007/2008年度玉米在乙醇中的用量是2002/2003年的3.4倍；2007/2008年度玉米在燃料乙醇中的用量预计达到美国国内玉米消费量的28%～31%。

    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效需求”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准则面前，富人的油箱和穷人的胃完全谈不上“机会平等”。社会经济系统选择的结果，是将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生产大量的玉米来造汽车用的燃料酒精，结果直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这引发了从非洲国家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普遍忧虑。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布朗将此归结为：

    “世界8亿机动车主和20亿贫困人口将大规模竞争粮食，机动车主想让车动起来，贫困人口则仅仅想吃口饭活下来。”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只能接收到价格信息，感知到机动车主们的“有效需求”。而那20亿贫困大众的生存之需，由于缺乏钞票的支撑，只能沦为“无效需求”。

    人类是如何掉进这个荒谬的陷阱之中的？我们不得不反思那些被视为“公理”的经济学教条。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公共事务决策

    关于粮食问题，我们得到了两类信号：一类由统计数据和科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粮食问题，闹不好可能出现危机；一类由经济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价格信息证明，所谓粮食危机纯属子虚乌有。

    我们该相信谁？

    1985年，茅于轼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将整个经济运行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由此论证利润极大化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价格是最有效的经济信息系统。这个理论体系自洽而有大量实证支持，极具说服力。以至于茅于轼在《择优分配原理》中自信地写道：

    “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

    事实上，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子系统间的关系决定了整个系统的运动特性，这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模型无法描述的。从货币的角度看，利润极大化原则持续地将购买商品的货币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资本)，长此以往，两者必将失衡——购买商品的货币不足以为追逐利润的货币提供真实的利润；拥有大量货币的少数人口与相对购买力日渐萎缩的广大底层公众并存。结果，提供利润的“资产”必然供不应求，而基本消费品必然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事实早为马克思、凯恩斯等许多学者发现，也被我国的统计数据证实(见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2007年12月31日《科学时报》)。

    在这个格局下，粮食价格相对于资产价格疲软，应在意料之中——拥有大量货币的人群，恩格尔系数极低，他们消耗食品的胃口总是有限的，而对“资产”的追求则无任何“胃口”上的限制。由于恩格尔系数极低，这个群体对粮价的波动极不敏感，哪怕粮价翻两番，在他们的现金流中，不过是个可以忽略的涟漪。

    然而，对恩格尔系数高于0.5的群体，粮价涨30%就足以让他们的现金流彻底紊乱，而“资产”价格上窜下跳，他们反而感受不到。请注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2005年)”，可计算出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0.367，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区顺次为：海南47.6%、西藏44.5%、安徽43.7%、云南42.8%、广西41.3%、福建40.9%、江西40.8%、贵州39.9%、四川39.3%、湖北39.0%、辽宁38.8%、江苏37.2%。鉴于明显存在的两极分化，有效购买力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少数家庭，这些省区很可能是相当多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0.5。可惜，笔者找不到按收入水平分类的相关数据，无法作出定量计算。

    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没听说哪位的恩格尔系数高于0.5，相反年收入上十万、上百万的绝非少数，而我国的人均GDP不过1.6万元左右。“存在决定意识”，没说出“何不食肉糜”来，已经是难得的清醒了。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观需求，将价格信息视为真实的余缺信息，这是否认存在粮食危机的理论依据，显现出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听任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早晚会陷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地。然而粮食是性命攸关的基本消费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这样的境地下会做些什么，史有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