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听过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者在列举制约人口增长的因素时，将“水”放在第一位。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有关“水灾”、“防汛”的报道很多，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笔者完全没有想到“水”会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对报告者的判断印象深刻，但将信将疑。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公众已经感受到了水资源匮乏，当年研究者的判断得到了实践的印证。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来观察一个典型的地区——海河流域。     共和国三鼎足之一     海河流域地跨8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两直辖市，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部、东北部，山东、河南两省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的一小部分,流域面积为31.8万平方公里。     海河流域的主体是京、津、冀。战国七雄，就有两个在这片土地上：燕国和赵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自西汉以来，华北平原开发程度仅次于关中平原，城市密度、人口密度位居全国之首，是当时农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区。     1935年，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发表了第一张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见图一),那时，全国人口仅4.58亿。     在这张图上，京、津和河北平原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大半个世纪过去后，中国人口增长到13亿。卓莉等人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1km2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图(见图二)：     与胡焕庸1935年的图相比，分布的大结构没有明显变化，只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揭示出了更为细致的纹理。在这张图上，京、津和河北平原依然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京、津、冀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呈现出向这一地区集中的态势(见表一)。     目前，在这片不到国土面积2.25%的土地上，聚集了7.21%的人口和11.3%的经济总量。其中，京、津更以不到0.3%的国土，聚集了1.97%的人口和5.78%的经济总量。     这片国土扮演着与长三角、珠三角鼎足而立的角色。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科技、金融、交通、教育、艺术中心，其作用无可替代。在这个地区的中心——京、津两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彻夜辉煌的霓虹彩影，彰显着史无前例的繁华。     然而，这派繁华所依凭的生态基础，已脆弱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其关键因素就是“水”。     干涸的水乡     海河流域东临渤海、西起太行、南抵黄河、北达内蒙。水文专家根据不同河流的流域和上下游，将其划分为15个区域(见表二)：     在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地图上，这里河渠纵横，库泊密布，俨然水乡泽国。     然而2006年9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北子牙河、滏阳河等主要河流发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子牙河水系发源于太行山脉，从陡峭的太行山到华北大平原，其间几无过渡的丘陵地带。卫星照片告诉我们：太行山水来势汹汹，在山前冲出明显的痕迹，然后迅速消失,河北平原像海绵一样吸干了来自太行山的洪水。     依山傍河的邢台，原本地下水充足，史称“环邢皆泉”。西南郊百泉村一带，泉眼密布，河道纵横，土地全部自流灌溉，盛产水稻、鱼虾和芦苇，宛如江南水乡。城北的达活泉公园，泉水清冽，风光旖旎。但是70年代以后，邢台的泉逐渐干涸，众多的河渠变成了干土沟。昔日的水稻田现在种着玉米、小麦。达活泉公园那浅浅的人工湖，只能靠自来水维持。     邢台市水务局发布的《2006年邢台市水资源公报》指出：邢台市水资源供需缺口很大，地下水严重超采。平原区浅层地下水超采量为2.55亿立方米，形成了以柏乡县龙华—固城店一带为中心的浅层地下水下降漏斗，漏斗区面积达1058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超采量为3.56亿立方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冀枣衡深层地下水漏斗区，已经波及邢台宁晋、广宗、威县、新河、隆尧、巨鹿、平乡、清河、临西等东部9县，形成了南宫市的焦旺、琉璃庙—广宗县董里集一带为中心的深层地下水下降漏斗，漏斗区面积达4390平方公里。     “有河皆干”是大面积存在的现象。图五是京广线跨越滹沱河的大桥，两座铁路桥、一座高速公路桥并排跨过奔腾的滹沱河。但在桥下奔腾的，不再是河水，而是河沙凝固下的记忆，以及采砂者在这记忆上辗出的道路。     永定河史称浑河、无定河，汹涌无常，决口频繁。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　年)，对无定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后，康熙赐名“永定河”。1956年12月正式竣工的门头沟三家店拦河闸，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标准设计，其蓄水能力为100万立方米，调节库容为66万立方米。而今，闸下河道滴水皆无，所有的水都被渠道引走，以保障城市之需(图六)，防洪工程变成蓄水工程。     钟安河，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她告诉笔者：绘制地图时，河流原则上按“水涯线”涂蓝。而我们的许多河流干涸，据此绘图，很多重要的河流都将在地图上消失。绘图者不得已，改以堤路为界涂蓝，于是图上有河，实际无水。当绘到永定河时，由于河滩里长期没水，已经种了多年的庄稼，近年还建起了高尔夫球场，甚至盖了房子，使得有的河段连堤岸都找不到，“我真是犯难了，坐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失去了水源，永定河就失去了生命，永远地“安定”下来了。看永定河下游的卫星照片，犹如在后代文明的覆盖之下，探寻古河道的遗址(图七)。由钟安河来记录永定河的这一刻，或许是造化的安排？。     干涸的天然河流失去了分配水资源的功能，人们只能靠人工灌渠来替代河流，分配水资源。海河流域有2万公顷以上的大型渠灌灌区18处，它们是：     漳卫南运河上的民有灌区、红旗渠灌区、漳南灌区；     子牙河上的滏阳河灌区、石津灌区、滹沱河灌区；     大清河上的房涞涿灌区、唐河灌区、易水灌区、沙河灌区；     永定河上的桑干河灌区、永定河灌区；     北三河上的榆林庄灌区、潮河灌区、白河灌区、新河灌区、南红门灌区；     滦河的滦河下游灌区。     事实上在整个海河流域，地表水只占供水量的33.2%，这些人工灌渠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5年11月22日，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2届世界水资源大会的演讲中指出：     “近20多年来，北方黄淮海辽地区年径流量减小幅度超过了10%，其中海河流域年径流量减少的更多，干旱缺水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发展经济的突出问题”(水利部网站)     20多年前，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时中国尚未走上大规模工业化的道路，子牙河畔的人们还能在岸柳下垂钓。     而今，这里竟成为焦渴的土地，为什么？     水资源     水文学上的“水资源”指的是“流量”，即单位时间(通常是年)内流过本区域的水量。在地表流过的水资源称为地表水资源总量，即河川径流量；在地下流过的则称为地下水资源量，它是地下水中参与现代水循环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在测量、统计时，两者会有部分重合。在一个完整的流域内，水资源基本上取决于降水量，而在流域内某个地区，外来流入量可能对本地水资源总量有重要作用。     由此，观察一个完整的流域内水资源变化，关键是观察降雨量的变化。在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网站上可找到1998至2005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由此可查出1997年以来的全流域平均降雨量(见图一)。     数据显示，近年内，全流域历年平均降雨量波动明显，最低年份比最高年份低37.1%，却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是只有长时间尺度的数据才能揭示问题的根源。虽然有报道称中国已投入近1O亿元人民币，促进全国范围内科学数据共享，笔者仍深感，获得中国数据远比获得美国数据艰难，哪怕那只是并不敏感的历史数据,哪怕观测记录这数据是相关部门的职务行为，用的是公帑，理应对社会公开。     感谢河北省水文局，他们提供了石家庄一市的降雨量历史数据(见表三)。     数据显示，自50年代后，30年内降雨量持续下降。与50年代相比，80年代的降雨量下降了23.8%，但这一波幅明显小于1997～2005年间全流域降水量的波幅。更出人意外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平均降雨量有所回升，而缺水的危机却在这个时段大爆发。     地下水资源量的变化可从另一个角度表征水资源的变化。     由1998至2005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可查出1997年以来的全流域地下水资源总量(见图九)。由图看不到全流域地下水资源总量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看趋势需要更长时段的数据，但笔者没能找到。     《河北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显示：河北省1956～2000年地下水资源平均值为122.57亿立方米。而由历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可算出，2000～2005年，年均地下水资源为110.53亿立方米，比长年平均值下降9.82%。另一方面，在2000～2005年间，高、低年份间的波动高达44.2%。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地下水资源并未明显减少。     1997～2005年全流域水资源总量见图三：     有人搜集了二十四史和地方志中有关气候的资料，绘制了多年平均滑动曲线，得出了定性和粗略定量的近3000年的降水量变化曲线(图十一)。图中横坐标为公元纪年，纵坐标为：1.降雨特多，2.湿润多雨，3.降雨较多，4.降雨稍多，5.降雨正常，6.降雨稍少，7.降雨较少，8.干旱少雨，9.严重干旱。     谭徐明据此作出判断：     “从历史时期来说，大量文献记载表明，降水的年际变化虽然显著，但从多年平均值来看，3000年来它们都围绕一个均值上下波动，并不是一味显著地向干燥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略的印象：自5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的水资源有下降的态势，但下降幅度远不足以解释目前各地严重的水危机。     用水量     从水资源拥有量角度不足以解释问题，我们转向水的运用角度。     水文专家用三个概念来表征对水资源的运用：     供水量：是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按取水水源分为地表水、地下水、其他(指污水处理再利用量、集雨工程供水量和海水淡化水量)三种水源统计。     用水量：是指分配给用户的包括损失在内的毛水量。按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四类用户统计。农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和林牧渔用水；工业用水为取用的新水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居民、城镇公共用水和农村居民、牲畜用水；生态用水包括城市环境和部分河湖、湿地的人工补水。     耗水量：是指在输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水等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或地下水含水层的水量。     从定义可知，供水量从水源角度统计，用水量从用户角度统计，原则上二者是相当的，从统计数据看，它们也相差无几(海河流域1997～2005年数据，差距最大的年份仅0.86%)。这一组数据表征了社会经济系统运转需要自然系统提供的水量。     社会系统运用的水份，有一部分会回到自然系统，如工业废水的排放。另一部分无法回到自然系统，就是耗水量。     图五是供水量、耗水量与水资源总量的比值。     数据显示，整个海河流域供水量常年超过了水资源总量。1997～2005年，供水量平均为水资源总量的152.6%，最高年份(2002年)高达252.8%，最低年分(1998年)也为117.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所需的水资源量已经超过自然界当期提供的水资源量，只有动用人类与自然界存储的水量，才能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     水库是人类存储水的主要手段，1997～2005年间，全流域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变动的均值不过-0.41亿立方米，变动最大的一年是1999年，全流域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比上年下降21.5亿立方米，仅占当年用水量的5%。可见水库的作用主要是在当年调剂枯丰，对补充水资源短缺作用甚微。事实上，这期间全流域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年均值不过70.79亿立方米，而水资源年均短缺138.27亿立方米，靠水库之量，仅够半年之用。     因此，海河流域已经是靠动用大自然存储的水量来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了。     数据还显示：这期间年均耗水量为水资源总量的103%。即，社会经济系统将当年的全部水资源都消耗了，它们要么被蒸发了、要么被人畜喝掉了、要么变成了工农业产品被卖掉了。2005年，耗水量的构成为：农业77.0%、工业10.4%、生活11.4%、生态环境1.2%。而在2003年以前，根本就没有生态环境耗水量。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海河流域是怎样沦入这种状态的？笔者没找到相关的历史数据，无法探究。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水量居然超过水资源总量的50%，恐非短期演化的结果。     不可再生的地下水蓄存量     用水量超过水资源总量的部分，只能靠大自然存储的水量来满足。为了获取地下水，到1997年底，河北省已打机井824,704眼(《河北省水利简介》水利部网站)。我们在河北采访时，老乡告诉我们的机井深度，大都在300米以上，而艾辛庄枢纽管理所内的机井深达570米。     大自然存储的水量也被称为地下水，但它不同于地下水中参与现代水循环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它是大自然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形成的。例如，北京平原地下是一个充满了孔隙水的巨大“地下水库”。它是在大约300万年间自然形成的。如果将前述“水资源总量”比作可持续供给的太阳能，大自然存储的水量就相当于石油、煤炭，它们的形成需要地质代年的时间尺度，对于人类社会，这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而在海河流域，约1/3的供水仰赖这不可再生资源。笔者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地下水蓄存量的变化却反映了这一状态的后果(见图十四)。从1998～2005年，海河流域浅层地下水蓄存量年均减少32.73亿立方米。     地下水蓄存量的减少，导致平原地区产生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其面积呈持续扩大之势(见图七)。     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宁柏隆漏斗，中心在柏乡县，2006年7柏乡县出现一条长达8公里的地裂缝。这条通过西汪乡寨里村的地裂缝，使沿线许多民居的墙壁开裂。     寨里村的村民用水全靠机井，将地下水贮入高大的“水堡”中，再分配到各家各户。村民告诉我们，这口井已经打不出水了，需要打更深的井。     海河流域的用水量，1/3仰赖“不可再生资源”，在平原的广大地区，深层地下水是居民的唯一饮用水源。这绝非可持续的态势。     2002年，水科院裴源生则警告：     按目前开采规模，浅层地下水在80年内所有浅层含水层将完全枯竭，深层地下水10年左右将会完全疏干，从而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灾难。(《南水北调对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同年，海委水保局林超、户作亮、只德国、郭勇发出警告：     “如果按照目前地下水的补给和开采强度计算，到2010年，天津、沧州、邢台、廊坊地下水位将下降到120m以下，目前开采的含水层(组)将在10～15年内疏干，有3000万人生活的地区将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的危险。”(《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研究》)     一旦专家们的警告成为现实，社会经济系统势将陷入总危机。     而今，2010年已迫在眉睫。     水之争     水资源供需如此紧缺，必然导致尖锐的水之争。     始建于1958年的岗南水库是滹沱河上游最大的水库，位于西柏坡村旧址，是石家庄市的饮用水源地。河北省水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60年代以来，年均入库水量显著下降，到本世纪，入库水量比60年代下降了78.9%!(见表四)     岗南水库的上游是小觉水文站，河北省水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50年代以来，年均径流量显著下降(见表五)，比较表五、表六，可发现岗南水库的入水量几乎全部来自小觉。     我们访问小觉水文站时，站长指着河床中窄窄的流水告诉我们：今天的流量只有1立方米/秒。     再向上游，山西省正在申报建设忻州市定襄县坪上水库，它是解决忻定盆地缺水的关键性工程。拟议中的坪上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1,996平方公里，总库容为3.11亿立方米,年供水量为1.31亿立方米。对此，忻州市副市长谌长瑞有美丽的构想：     “坪上水库的设计一定与五台山佛教旅游、驼梁山的自然风光旅游结合起来，把坪上水库建成“千岛湖”，形成水上旅游一条龙”。(忻州信息港《谌长瑞副市长在定襄坪上水库调研》)     谈到坪上水库时，小觉水文站的站长流露出他的忧虑：到时，连这点径流都保不住了。没了这点径流，岗南水库只剩死路一条，石家庄又到哪里去找饮用水源？     然而，山西有自己的苦衷与无奈。官员不便于言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主委、山西医科大学吴博威教授却直言无忌：     “山西从建国以来只修建了水库730座，总库容量仅45亿立方米，相当于周边省份的12.5%至50%。现有水库都是1976年前开工建设，如今大多老化失修，淤积严重。加之地下水超采严重和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造成水资源严重不足。”     “山西用水缺口有12亿立方米，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但全省每年约有2/3的地表水流到省外，是北方地表水利用率最低的省份。”     “建议国家在立项和资金方面重点支持山西建设吴庄水库、坪上水库、下交漳水库、马连圪塔水库、柏叶口水库等应急水利枢纽工程，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留住地表水　缓解山西渴》山西日报2007-3-6)     从河北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成果中，可看到河北各水系入境水资源量的演变(见表六)     数据显示，到90年代，河北省入境水资源比50年代下降了69.5%，其中，绝对值下降最大的顺次是漳卫河(45.5亿)、子牙河(13.1亿)、永定河(9.11亿)；比重下降最大的顺次是永定河(-82.1%)、漳卫河(-79.3%)、大清河(-64.4%)。可见，对河北省而言，地表入境水资源下降似乎比降雨量下降严重得多。     2005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告诉我们：河北人均用水293立方米，而山西仅185立方米。面对“全省每年约有2/3的地表水流到省外”的山西，河北又能说些什么？于是，地表水资源成了两省间的敏感问题。     非洲尼罗河流经10个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和苏丹等 8个国家早已饱受缺水之苦。地处上游的苏丹不时威胁要关上“水龙头”；控制着尼罗河的许多支流的埃塞俄比亚则认为自己有权利单方面开发国内的水资源。尼罗河流域因水分配问题多次引发冲突，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不断加剧。     上世纪60年代，叙利亚曾计划将约旦河改道，切断以色列的命脉(以色列的用水有一半来自约旦河流域)。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戈兰高地，完全控制了加利利湖的水源，夺取了约旦河水资源的大部分。     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者之一、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曾经警告说：     “如果我们解决了中东的所有其他问题，但如果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水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地区将会爆炸。”     世界银行副行长萨拉杰丁曾预测：20世纪的许多战争都是因石油而起， 21世纪水将成为引发战争的根源。     联合国全球变暖问题研究小组主席、著名气象学家约翰爵士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导致一些对立国家为争夺日益减少的水资源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1996年，联合国“对世界淡水资源的全面评估”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缺水将严重制约下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     在“2000年水与城市发展世纪论坛”上，中国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指出，目前世界上有 12亿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约占全球人口的 1/5，有近 30亿人缺乏水卫生设施，约占全球人口的 1/5。(《人类将爆发“水战争”？》中国经济时报2000.10.21)     不知吴司长在纵论天下大事时，是否想到了海河流域的水危机？     有水皆污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海河流域的用水量超过水资源总量50%，这超过的部分靠不可再生的地下水补充。我们还知道，海河流域的耗水量等于水资源总量。于是被我们利用后再排放回大地、江河的水量，大体上等于我们抽取的不可再生的地下水量。这些水是什么状态？     1997～2005年，年均供水401亿立方米，年均耗水270.48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年均排放为130.5亿立方米。而这些年的污水排放见图八：     图中的“其它污水”为总排污量减去生活污水量与工业废水量，其定义不明。这些年，年均排污52.16亿吨。净水的比重为每立方米1吨，照此估计，每年130.5亿立方米的排放中，有40%为污水。     海委水保局郭勇在《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研究》中指出：要达到《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水质最低功能标准，约需要12倍的清水稀释。这意味着每年稀释52.16亿吨污水需要625.97亿吨清水，而1997年～2005年，全流域的水资源年均总量才262.68亿吨!呜呼!!!即便我们有这625.97亿吨清水，所能达到的标准不过是“海河流域大部分水体的水质功能要求为IV类和V类水”。     在如此高强度的污染下，人们对流域内的水体质量不敢有过分的奢望。从历年《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上查到的河流水质状况见表七：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已有从Ⅰ类到超Ⅴ类完整的序列，1998年数据也是按此序列公布的，不知为何在以后公布数据时，不惮其烦，频繁地改变格式，莫非是不想让社会公众进行历史比较？     笔者利用前、后年份的比例，将被合并的数据分解开来，得到了历年完整的从Ⅰ类到超Ⅴ类序列。必须指出，被分解而得的数据不是实测数据，《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的发布者不对其正确性负责。那不过是作者不得已聊胜于无的小作业。由此得到的全流域水质演变概况见图九。     数据显示，超Ⅴ类水超过一半，即有一半的河水达不到“IV类和V类水”的标准。     《燕赵都市报》曾报道：河北省水利专家魏智敏介绍说“1立方米被污染的地表水渗透到地下后，将会污染 8 立方米的地下水”(《河北地下水污染触目惊心》2007-05-10)。1997～2005年海河流域年平均入海量为18.69亿立方米。即使这些入海水量全来自上述污水，仍有33.5亿立方米的污水滞留在陆地上，最终渗入地下，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污染267.73亿立方米的地下水，与年均水资源总量相当。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荒唐的画面：     年均262.68亿立方米的水资源量完全被消耗殆尽；尚需抽取不可再生的地下水资源138.3亿立方米，这些水中有52.16亿吨成为污水被排出，并至少污染与年均水资源总量相当的地下水。     这样的循环机制，如何能持续？而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正是躺在这样的循环基础之上!!!     我们是如何陷入危机的？     太行山区年降水量超过450mm，林木生长所需有效积温在2200度以上，基本是森林气候，理应为森林植物带。据考证，太行山历史上就是森林茂盛的富庶之地。西周时代，太行山区淇水流域的竹林曾享有盛名，《诗经》里就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的描述。唐代边寨诗人高适曾隐居淇水，他笔下的淇水是：“竹树夹流水，孤城对远山”(《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至于太行山北段，更是“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张鸣凤《西迁注》)     至于燕山山脉，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洪升考证，至少在明代成化年以前曾经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源丰沛、气候调匀。     “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     “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丘濬《明经世文编》 (卷63))     今涞源县、灵丘一代“山谷幽邃，林木茂密”(张萱《西园闻见录》)。     燕山山区，西段隆庆(今延庆县)、永宁(今属延庆)地方，自金元以来就有“松林数百里”之说。由于这里林深树茂，车骑都不方便，“中有间道，骑行(只)可一人” (《书直隶三关图后》)。     怀柔的黄花镇、红螺山，“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足为藩蔽” (《关镇杂记》)，明永乐(1403～1424年)时曾为宫中用柴主要的取给场地。     密云之雾灵山(今属兴隆县)，“山之左右，峰峦攒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 (《直隶二》)。     由雾灵山而东，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关，山峦层叠，其山之北“松林数百里”，“其山之南，则五谷、良材、良木，无所不有” (《直隶一》)。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告诉我们：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在华北平原西边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经有了耜耕阶段的农业，这意味着天然植被开始被破坏。从商代开始，许多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太行山东麓，宫室的营建均取材于此。日久天然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历代河北平原上战乱、灾荒造成的饥民，往往入山求生，导致森林被砍伐。到北宋时，太行山区已半为童山。     刘洪升在《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河北学刊2005年9月)中，孙冬虎在《元明清北京的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中，以大量证据指出，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定都北京后，太行山、燕山山区植被遭到严重而持续的破坏。     首先是建筑需求。     辉煌的政府形象工程，导致大量砍伐树木。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9](卷190)。     在政府形象工程的示范下，达官豪商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人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1](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     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入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     其次是能源需求。     首都的生活用能源主要是柴炭。随着政府机构的膨胀，柴炭用量巨增。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愈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 (《清朝文献通考》卷39《国用一》)。据《明会典》卷205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     高速膨胀的柴炭需求迅速毁灭了森林。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还在昌平采办，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 傅维鳞《明书》卷72《职官志》)。到宣德四年专项易县，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更转向正定一带，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明英宗实录》卷188)。     明代的戴铣这样描述柴炭业给易县生态和百姓留下的创伤：     “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车马辏集，财货山积，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郁，便于烧采，今则数百里内山皆濯然。举八府五州数十县之财力屯聚于兹，而岁供犹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易州志》卷3《山厂》)     到了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     另外，铸币、冶铁、烧砖瓦都大量消耗林木。以冶铁为例，“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 ( 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如遵化铁冶厂，冶炼各种生熟钢铁，全部以柴炭为燃料。始建于永乐元年，停于万历九年，共存在178年。“彼时林木茂盛，柴炭易办，经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补》遗卷2《遵化厂夫料奏》)。这种大量消耗木炭的工业，使得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等州、县的山厂林木几乎告罄。     第三是备边。     为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明王朝的战略是：“御边莫善于烧荒，使胡马无水草可恃，积粮莫善于屯田。”(谈迁《国榷》卷25)     “烧荒”毁掉大量的林木。万历九年七月，兵部令“蓟、辽二镇候草木林槁之时……务使焚烧尽绝，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瞭”，烧了多少林木居然成了干部政绩的考核指标，要求将烧过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明神宗实录》卷114)。     “屯田”则让豪官权势之家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此种情况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等关最为重要，但“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荆、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明武宗实录》卷123)。     到了清代，甘薯、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的作物的传入，太行山区迎来了以垦殖为主体的经济大开发，如获鹿(今鹿泉)，明嘉靖时户2158，口26091，到清光绪时户31846，口176021。耕地由万历时962.5顷增至道光时的1747.1顷(《获鹿县志》卷4《籍赋》)。发展的代价则是太行山区森林植被的毁灭。翟旺在《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中指出：     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     正是数千年的人为活动，造成今天太行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土薄石厚”的现状(见图十)。     海河流域的降雨高度集中于汛期(见图十一)，明清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     于是每年干旱与洪水交错，河流由清变浊，导致泊淀淤塞。水面面积显著收缩。这样的自然背景极大限制了平原地区的农业潜力，“北煤南运，南粮北调”曾是我们经济格局的显著特征。海河流域的本地粮食需求要靠南粮维持。其实，这一格局起源甚早。元、明、清三朝都依赖京杭运河南粮北运来解决京畿地区粮食的供应，京杭运河的漕运实施了500多年。     为缓解南粮北运的沉重负担，三朝均曾致力于本流域的粮食自给。元代末年曾设四处大兵农司，在河北平原广泛种植水田，明代万历年间徐贞明力主仿效南方水田种植技术，清代雍正年间又曾大力推行水田计划。限于当时的生产能力，这些努力均未成功。     即便如此，在平原地区仍能看到水乡泽国。     明代，霸州境内的高桥淀周四百里；白洋淀跨任丘、新安、高阳三县，周回六十里；武清县东南境的三角淀周回竟有二百余里。任丘县的五官淀也是众流所汇，东接武清县三角淀。雄县境内有淀二十九处，较大的苍耳淀(周三十里)、马务淀(周三十里)、烧车淀(周三十里)、莲花淀(周三十里)，最大的是矛儿湾，下连直沽，周百余里。(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霸州人兵部主事王遴，这样描写他的家乡：“芦获苍苍水连天，片帆摇曳镜中悬”，“紫蟹白豚浮细浪，菱歌渔唱起长烟”(《堂淀风荷》)。     清代《直隶河渠志》的作者是陈仪，他笔下的子牙河“岸柳风生红蓼水，稻花香满白鸥洲”(《御制巡子牙河建坝原韵》)。     那时平原地区主要担忧的是水患。民国年间，1939年水灾冲毁津浦铁路，淹没天津市，市中心和平区比较低洼地带水深几达2米，街道行舟将近两个月。     1963年太行山麓连下7天暴雨，衡水一带一片汪洋，为保护天津市的工业，只好在上游炸堤放水，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全部停运，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需绕行兰州。这年11月17日，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图十二)。与康熙关注永定河一样，毛泽东根治海河的决心，针对的是洪水。     依托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1949～2000年的50年间，全流域各主要河流的上游陆续兴建了大中小型水库约1900多座，其中大型水库31座，控制山区面积超过85%，总库容294亿立方米，控制海河流域径流量的95%，人类稳稳地控制住了水系。     依托这胜利，海河流域发展出了以京津为首的大城市群，北京从消费型城市转化为工业城市，天津则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为了不再南粮北调，1964年开始大规模打井，至1969年，机井数量为20万眼。水利更保障了农业的发展，1972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欢呼道：     “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     有了水，人们不但要种粮，还要种耗水的水稻。天津在1973年到1977年水稻平均播种面积只有15万亩，1980年上升到96万亩；北京50年代平均种植水稻16万亩，70年代种了72万亩。“京西稻”、“小站稻”显赫一时。     然而仅仅十多年后，人们就尝到了恩格斯说的“大自然的报复”。流域内水面面积大幅度下降(见表八)。     数据显示，1984年的水面面积仅为1961年的29.94%，淀泊水体面积仅为1961年的1.56%。在水面面积急剧减少的同时，耕地却扩张到1961年的222.38%，增加了一倍还多。居民用地也增加到1961年的215.95%。     1980年以后，中心城市的生活供水开始挤占地表水源。工农业用水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开采地下水。水资源的供需关系就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失衡。1998年，京密引水渠再也无力提供农业灌溉用水，北京只好告别“京西稻”。目前，北京只有海淀公园内1.5亩地种“京西稻”。到2007年，天津种稻545.6亩，仅占粮田面积的4.1%(《2007年天津市农户种植业结构将基本保持稳定》2007年4月5日中国财经信息网)。     出路之一：跨流域调水     既然困局源于水资源不够，从域外调水就是顺理成章的思路。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据《南水北调工程简介》称：     “广大科技工作者持续进行了50年的南水北调工作，做了大量的野外勘查和测量，在分析比较5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西线调水的基本方案，并获得了一大批富有价值的成果。”(水利部 水规总院 中国水利科技网)     南水北调工程涉及海河流域的是东线和中线。     东线工程：利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扬州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并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出东平湖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在位山附近经隧洞穿过黄河；另一路向东，通过胶东地区输水干线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东线规划的调水量见表九。     中线工程：从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沿唐白河流域西侧过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后，经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在郑州以西孤柏嘴处穿过黄河，继续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可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多年平均可调出水量141.4亿立方米，一般枯水年(保证率75%)，可调出水量约110亿立方米。因引汉水量有限，不能满足规划供水区内的需水要求，只能以供京、津、冀、豫、鄂五省市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部分地区农业及其他用水。为京、津及河南、河北沿线城市生活、工业供水64亿立方米，为农供水30亿立方米。     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归纳有关报道，质疑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此巨大的公共事务决策，其决策过程是否科学、民主？     1996年3月，南水北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是年6月27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然而，早在199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将“抓紧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列为“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之一。这种先决策、后论证的程序，能否保障论证的客观性、决策的合理性？     其二，南方是否有多余的水可调?     在中、东线中，中线调水量最大，每年要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出146亿立方米的水。而汉江在丹江口水库处的平均年流量为381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平均年流量的38%。由于丰枯变化，在枯水年流量可能将到调水量的水平，就是说100%的水量都要调到外区域去。在这种情况下，汉江河流生态系统必然面临死亡。汉江下游百姓如何生存？     其三，所调之水是否能用？     根据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各水系水质情况见图十三：     各水系中，南水北调东线的水最脏。南水北调东线的取水处，是目前中国水源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人们守着淮河没水吃。2005年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在“央视·决策者说”栏目中承认：“淮河治污是工程中非常难完成的任务之一。”据他介绍，南水北调办公室已在东线制定了水污染防治规划，这个规划经过了若干专家反复的论证，并将在东线投资140亿用于260个项目的治理。     事实上，淮河流域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每年签署环境保护“责任状”。然而2005年“环保风暴”之后，淮河水污染状况再次恶化，2006年检测显示，安徽境内淮河干流11个检测断面中，只有两个达标；24条主要支流的6成以上严重污染，其中9条水质为“五类”或“劣五类”。有关负责人披露：“十五”期间，安排了29个污水处理项目，但截至目前，只建成4个，其中还有两个建成未投入运行。但是，记者查阅有关资料，未见淮河流域签署责任状的领导因此被处分、处罚或下台。2007年4月，苏、鲁、豫、皖四省从上到下再次签署淮河水污染治理“责任状”。(新华网合肥2007年4月9日电“新华快评：责任不追究 淮河水难清”)     调来这样的水，谁敢要？天津政协委员舒乙在谈到南水北调时就说：“我虽然很缺水，但是我不要五级以上的脏水。”(《四位政协委员就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答问》新华网2007年3月11日)     其四，大范围生态影响如何？     中线工程的总干渠从南到北，跨越1246公里，横截四大流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内的上百条河流，势必打破四大流域之间的自然界限，改变四大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无法估计。     其五，工程是否安全？     总干渠跨域数百条河流，如果从上方跨过，相当于人造悬河，一旦堤溃或底漏，势必危及京广线和沿渠城镇；如果从下方穿过，一旦洪水期间顶漏，洪水将顺渠冲入京、津。总干渠不但要经过中国的两大暴雨区，还要经过两个最大的地震区，要经过膨胀土区、矿区和矿井沉陷区。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能保证不出现安全问题？     对“持续进行了50年的南水北调工作"，质疑不仅来自社会各界，也来自水利界内部。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徐乾清就在《浅议南水北调的几个前提性问题》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各种南水北调方案，宏观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源与节流的关系均缺乏研究，经济因素也考虑很少。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徐乾清甚至对“南水北调研究论证的方向”提出了质疑：     “涉及黄、淮、海平原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就应将江、淮、河、汉和海河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科学合理地分配水源，互相调节补充，以求达到稳定供水，现在那种按单项工程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欠妥当的。”     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也在《浅谈北方地区缺水与南水北调问题》一文中指出：     “我们的老毛病就是喜欢搞新工程，开源工程，看得见的工程，而不愿去做无名英雄和清扫垃圾的事。”     即便我们有足够的魄力将这些质疑置诸脑后，即便我们能按计划将南方的水引入海河流域，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     按规划，东线工程最终要调水130亿立方米过黄河，而中线工程平均可调水量是141.4亿立方米，两者共计271.4亿立方米。而1997～2005年海河流域年均水资源总量是262.68亿立方米。调水相当于将水资源总量翻了一番，海河流域可以藉此获得持续生存能力了吗？     让我们谨慎地假设海河流域的经济不再发展，用水量不再增加，已经造成的广泛污染且不去治理，现有年均52.16亿吨的排污水平也不变化，只是简单地用12倍清水来稀释它，以保证环境污染不进一步恶化。我们来看这个局面是否可持续。在这个局面下，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见表十。     数据显示，仅污水稀释用量就超过了供应量。年均缺水高达491.97亿立方米，差额为供应量的92.1%。这意味着局面会持续恶化，这个地区最终会毁于污染。     事实上，1997年至2005年，海河流域涉及的各省市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最低的河南，其年均速度也高达10.4%,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2个百分点(见图十四)。除非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假设其经济不发展根本不现实。     一旦供水量增加，水资源制约缓解，新一轮经济大跃进势在必然。污水稀释用量不可能产生GDP，因而绝对竞争不过经济发展用量。至于减少排污，不但不能产生利润，反而会增加成本，就更难于指望了。于是这个地区只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狂热中走向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真实的前景，只能比表十所示更悲观。     出路之二：治污     前边的数据对比告诉我们，对海河流域而言，排污造成了最大的潜在水耗。而今几乎整个海河流域都在大步迈向“第二次重化工时代”，而重化工是典型的耗水排污行业。     河北：     2007年5月30日，《中国石化报》报道：河北省政府出台《关于2007年省属国企战略性重组工作安排意见》，明确把钢铁、煤炭、装备制造和医药化工产业作为重组重点。随着南堡油田的发现，人们欢呼“400亿元投资使一个重化工产业集群将在渤海湾形成”。河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璐指出：     “开发大油田，不仅仅是对石油化工有深远影响，因大油田大部分地处海上，它还可以带动起盐化工、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开发大油田，影响也不仅仅在唐山，化工产业基础雄厚的沧州市乃至整个河北都将受益。”     沧州是地下水高氟区，青少年氟中毒发病率高达95%以上。沧州又是严重缺水地区，只能靠南运河引黄供水。南运河流经该市14个县、市、区及农场，流域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占该市总面积的2/3，流域人口430万，占沧州市总人口的67.2%。     1993年，引黄试输水，沧州引水8100万立方米，却是无法饮用的污水；1994年，引黄在即，上游2000万立方米污水再次使黄河水不能饮用；1996年，沧州市投资3.8亿元建成的大浪淀水库在引黄前夕，1000多立方米污水又对黄河水质造成严重威胁。(《沧州人该当呼喊　德州污染应早日结束》《市场报》1999年03月12日)     如果以为沧州的污染只来自外地，那就错了。2007年5月8日，《新湘报》发表《河北东光：数万群众用健康和生命为重污染企业买单》，揭露沧州华戈化学集团肆意排放工业污水，严重污染环境，危及百姓生存，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样的地方，发展这样的支柱产业，谈何可持续？     山西：     山西省“十一五”期间重点推进的“八大支柱产业”是煤炭、炼焦、冶金、电力、煤化工、装备制造、材料、旅游。除旅游外，全属重化工行业。     山西拥有70%的现存宋代建筑，晋商曾谱写了中国商贸与金融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这笔历史财富足可以让山西成为人文荟萃、丰饶富庶、举世向往的地区。然而太行、吕梁残破的植被，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山西在耗水、排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重化工为“支柱产业”，使人们对耗水、排污的前景无法乐观。     内蒙：     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告诉我们：     “在内蒙古经委与统计局联合公布的‘内蒙古2005年度百强工业企业’名录中，以煤、电、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煤、天然气、氯碱为主的化学工业等优势产业覆盖了92户，销售收入占百强企业的97.4%，优势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90%以上。”     新华网呼和浩特2006年3月26日报道：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消息说，今后5年内，内蒙古将重点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盐碱化工。     ……     只要重化工继续在海河流域这片焦渴的土地上扮演“支柱产业”的角色，只要“利润挂帅”继续压倒“可持续发展”，只要少数人能在这“产业”中获得暴利，而将环境破坏的代价扔给平民百姓，又能逃脱惩处，人们就无法指望排污能真正降下来。污染就将是水资源乃至整个这片国土的第一杀手。     出路之三：节水     如果工业造成的最大困扰是排污，那农业就直接吞噬大量水资源。1998到2005年(2000年缺数据)的全流域用水量构成见图十五：     农业用水占到了70.8%。农业用水能否降下来呢？科学家说能!     新华社郑州2002年7月9日报道：     从中国郑州市粮食批发市场获悉，河北省石家庄市农科院成功培育出节水的高产小麦新品种－－“石家庄8号”。并于近期开始在黄淮地区推广。     “石家庄8号”的培育者郭进考在河北省农业节水会议上发言时指出：     “石家庄8号”在试验田实现了全生育期一水不浇，仅靠自然降水亩产400公斤、灌一水亩产500公斤、大面积示范灌二水亩产500公斤的目标。     传统的生产方式，小麦要灌四水，有的甚至灌五、六、七水。按大面积示范灌二水产千斤计，新品种至少节水50%。     2006年5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了“从沧州吴桥到河南濮阳，从山西运城到陕西澄城”，农民种植“石家庄8号”获益的许多成功事例(《节水麦：“一水产千斤”》)。     按理说，如此明显的优势，又有了4年的推广经历，已经推广到冀、晋、豫、陕，农业用水理应有明显的下降了。而数据告诉我们，全流域农业用水，2005年比推广“石家庄8号”前的2001年，仅减少5.1%。在集中种植小麦的河北省，这个数值仅4.28%。     是媒体报道有误，还是“石家庄8号”的推广遇到了障碍？笔者没有调查，无法判断，只是发现了两个线索：     其一，有科技人员告诉笔者，节水的获益者是全社会，而少灌一水的损失者是农民。哪怕少灌一水只减产10%，减产的损失也高于节省的灌溉费。况且很难让农民相信只减产10%。     其二，2005、2006两年，河北省良种补贴政策的“良种”名单上，都没有“石家庄8号”。     看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民,“节水”恐非当务之急。     看来，节水缺的，主要不是科技，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内在动力。     你到底要什么？     在回顾历史时，皇都与生态破坏的关系深深地震撼着笔者。     其实北京并非一个孤证。     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林木参天，千宵蔽日，屏障西北，俨然长城”。从商代到北宋，历代都城大多建立在这片土地上。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是中华文明的腹地。     然而自秦汉到北宋，为营建宫室、修筑长城、移民屯戍，先后砍伐了关中西部的陇山、六盘山；关中南部的秦岭山脉；关中东部的太原、河东、狄道诸郡；山东邹鲁；黄河中游吕梁山、太行山和阴山。到了北宋，长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已变成光秃秃的童山。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附近缺乏木材，一直砍到西部秦陇地区。到北宋中期，陕北的富县、延安、绥德一带已是林木奇缺。     于是人们看到皇都沿咸阳、长安、洛阳、开封游弋。所到之处，繁华竞逐，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植被破坏、河湖干涸，整个地区越来越不适于人居。当皇都将黄土高原耗竭之后，它游弋到了海河流域，并在这里定居了586年(其间只有22年到南京、重庆暂居)，再也没有回到黄河流域。     而今我们在海河流域再次看到耗竭的征兆，历史的教训发人深省。     在一个由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里，皇都既是行政中心，又是立法、司法、军事、经济、金融、交通、艺术、文化、科技中心。事实上，这个社会中，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中心不在皇都。于是皇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几乎所有士人的梦想。官僚体系具有内在的膨胀动力。官僚体系强劲的“有效需求”吸引了大量为之服务的人口，并形成日益细致的分工。于是皇都的盛世辉煌与人口膨胀不可遏制。     这个辉煌人群的资源需求，在帝国之内，无可争辩地拥有最高的优先权，为此帝国可以不惜代价。大运河就是明证，当皇都在黄河流域时，大运河通到洛阳，当皇都游弋到海河流域后，大运河又通到北京。其任务都是“南粮北调”。调粮其实就是调水，是帝国对京畿地区生态衰落的适应性反应。调一吨粮食相当于调一千吨水，当时的技术能力不足以开发深层地下水，调粮是唯一可行的方略。即便如此，皇都最终还是耗竭了黄土高原。     而今，北京同样无法摆脱急速膨胀的宿命，同样拥有巨大的力量汲取周边的资源。我们远强于古人的工程力量使北京有能力远距离调水，连区区一次运动会，都足以命令河北四大水库为北京供水，尽管河北比北京更缺水。这四个水库是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王快水库、西大洋水库，其中，黄壁庄水库和王快水库分别是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用水的主要水源地，岗南水库则是石家庄的饮用水源地，相当于北京的密云水库。据称，即使未来两年干旱，这4个水库也必须保证向北京供应足量的水源。(《新京报》2006-8-22)。     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海河流域中止了“南粮北调”。从技术上看，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战略上看，它大大加速了人类的扩张与生态环境的衰竭。历史上，皇都还只是耗竭地表水，而今的海河流域，连地下水都面临耗竭的前景。莫非我们要坐等历史重演？我们愿意正视现实还是自欺欺人？     在某省采访时，听到了一则轶闻。前不久，某报了采访一位在水利站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资深专家，在其后的报道中有“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之语。结果一位层级很高的领导痛斥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是破坏了该省的招商引资。听说还要调整那位专家的工作岗位。     笔者好奇地在搜索引擎上检索“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一语，结果发现了13,900条信息。就笔者所发现的，最早出现在2001年。     2001年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在央视《东方时空面对面》栏目谈论南水北调工程时指出：     “从生态环境来说，这些年来整个北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海河流域而言，可以说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海河的所有河流都是干枯的，且污染都十分严重。”     至于2007年，《海河流域水资源质量公报(2007年第一期)》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特别是平原地区，面临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境况。”     就算没有这些公开信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乘火车、汽车跨过滹沱河大桥，难道这位长官有能力蒙住他们的眼睛？从GoogleEarth上可以方便地找到每一条河，任何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由卫星照片独立作出“有河皆干”的判断，而这GoogleEarth是互联网上无条件免费使用的。至于“有水皆污”，任何有鼻子的人，到水边走走就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商人，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投资环境调查都不做，就敢来您这里投资，您最好还是小心点，还说不定是谁蒙谁呢。     社会已经演进到无法封锁信息的年代，官员还热衷于封住自己专家的口，何其愚哉。然而，真正让笔者深思的是：各色人等的动力何在？他们到底要什么？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们在这口号下奋斗了二十多年，论金钱，现在已经是“流动性过剩”：追逐利润的金钱与追逐商品的金钱严重失衡，找不到赢利空间的资本与缺乏支付能力的大众并存。论效率，资本使用的效率在下降，而资本聚集的效率奇高。在金钱效率的一元化领导下，利润替代公众福利成为社会生产的首要(如果不是唯一)目标。我们的经济学家将这种机制供到了“公理”的神坛上；各级行政权力则忠心耿耿地为其保驾护航。“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一度泛滥于各级政府的公开文件。许多官员、党员自己就变成了“红顶商人”或者其合伙人。     就在这一浩浩荡荡的洪流中，海河流域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金钱”、“效率”的背后是物质欲望。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个地方的繁荣一定以更多地方的萧索为代价；财务指标的增长一定是以生态、人文指标的衰落为代价；一个群体的志得意满一定以更大群体的潦倒困顿为代价；歌舞升平的盛世一定以生态环境的耗竭为代价。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每当精英集团理性而高效率地为自己的物欲而奋斗时，它一定会带来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双重崩溃。     海河流域是共和国的心脏之所在，事关国运。500多年来，近50年来，近二十多年来，这里的繁华举世注目。可谁测量计算过我们为追逐物质满足，为这繁华付出了多大的生态代价？从历史尺度看，这代价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挽回？如果有，该做些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直面现实，是穷究底蕴，是在前人数千年集体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清醒的全局认识，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     问题是，我们有寻求认识的意愿和作出选择的能力吗？     (文中数据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1997-2005年《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位工作人员手举从河里提取的水样，他身后就是滏阳河、子牙河等16 条河流汇集的艾辛庄水利枢纽。据了解，河水中含有各种悬浮物、氨氮、硫化物、挥发酚、氰化物及汞等。 卢家兴/ 摄     图十 太行山的植被 王中宇/摄     图十二 1963 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他根治海河的决心，针对的是洪水。 王中宇/摄     图一 海河全流域历年平均降雨量     图二 全流域地下水资源总量     图三 全流域水资源总量     图四 中原地区近3000 年降水量变化曲线     图五 供水量、耗水量与水资源总量的比值     图六 浅层地下水蓄存量的变化     图七 平原地区地下水位降落漏斗总面积     图八 全流域污水排放量     图九 全流域水质演变概况     图十一 2005 年逐月降水过程线（取自《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2005 年)》）     图十三 各水系水质情况     图十四 海河流域各省市区经济发展速度     图十五 全流域用水量构成

(科学时报2007-7-9, 作者：王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