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佳

　　广西环江县毛南族老乡自家酿的酒很辣，用烧水的铝壶装了，一杯杯倒下去；再来盘新鲜的牛肉，丢进开水里煮熟，捞出来蘸了奇辣的辣椒一并吃下。

　　这便是热情的毛南族同胞招待宾朋的方式。然而退回十几年，贫穷与饥饿仿佛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几代环江人喘不过气。中科院科学家到来后，这里终于有了大的改变。

　　绿色喀斯特

　　汽车已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群山扑面而来，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

　　比起壮美的山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大片大片醉人的绿色，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喀斯特地貌的固有印象。

　　这是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王克林心头最大的骄傲。“近10年来生态建设的成就，比北京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厦更能反映国家的发展状况。”

　　环江站始建于2000年。中国西南石漠化地区是全国碳丢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一名生态学家，王克林很清楚，恢复这里生态功能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封山育林。

　　然而，与一般生态学家不同的是，哪怕这里只住了一户人家，王克林也必须考虑他们的生存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环江县接到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接纳了8万名生态移民，他们都是因喀斯特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不得不搬离家乡的百姓。

　　此举让环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县，然而它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王克林说：“由于人口密度增加，人类活动干扰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石漠化不断加剧，土壤流失严重，移民面临着再次陷入贫穷的危险。”

　　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科学家不信这个邪，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富裕喀斯特

　　对科学家的到来，环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谭勇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在我的印象里，科学家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写写算算，他们来这里能干什么？”

　　后来，谭勇开始跟着中科院亚热带所研究员、环江站常务副站长曾馥平翻山越岭，拜访农户，指导生产，眼看着当地人均纯收入从几百块钱蹿到2000多元，裸露的石头山又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才彻底服了气。“曾馥平是‘真扶贫’，他把环江当成自己的家，把环江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工作。”

　　1996年，513名移民搬进了距县城3公里远的三乐村肯福示范区，中科院对示范区果树、甘蔗、畜禽等产业进行了科技开发，帮助移民安居乐业。同时经过多年发展，区内植被覆盖率高达70%，水土流失比之前减少25%。

　　“肯福模式”成了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Robyn Iredale说：“发展中国家移民在迁入区破坏环境而再度陷入贫困的问题非常普遍，环江示范项目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个奇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环境移民提供了创新经验。”

　　移民是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最好的方式，然而下南乡有几个特别困难的村子，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移出来。王克林又遇到了一项新的难题。

　　科技喀斯特

　　通过对喀斯特峰丛洼地景观结构和水土过程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当地持续多年的坡地玉米种植是造成土壤水土流失与石漠化的重要原因。

　　“对玉米进行退耕，种植木本饲料植物作为先锋群落，大力发展优质牧草与肉牛圈养，就能大大减轻垦植活动对坡耕地的破坏，并成为农民新增收入的主要来源。”

　　沿着这个思路，曾馥平等人开始推广“种草养牛”的脱贫之路。

　　开始，农民并不认可，他们质问前来讲课的曾馥平：“我们本来就靠种几棵玉米维持生活，你让我种树种草，我吃什么？”

　　其实，没有人比科学家更清楚喀斯特农民的苦。在这个地区，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经历1万年的艰难过程。“尽管这里地处偏远，但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中科院亚热带所副研究员张浩感慨地说。

　　在人均旱地面积不足0.5亩的下南乡，不作出改变，就要世世代代穷下去。曾馥平开始长期泡在山里，跟老乡喝酒、谈心，帮他们盖牛棚、垒蓄水池。

　　科学家的真诚赢得了老乡的信任，而数年实践之后，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南乡下塘村村民谭桂仁家里有4头牛、6头山羊，这位八旬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以前，富裕人家能有一头牛就不错了，现在家家都能养好几头；以前我们种玉米，只够吃两三个月，剩下时间都得出去借粮，现在我每年收入1万多，生活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如今的环江县，凡是环境适宜的乡镇，“种草养牛”模式都已推广开来。“环江菜牛”也香飘全国，成为环江的标志性特产。

　　这当然是王克林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他还暗暗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要对这一地区进行生态服务功能核算，将生态补偿作为当地居民收入的最大来源。

　　王克林最后说：“我们野外台站不仅要为农民服务，更要积极影响政府决策，为区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2-07-04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