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控制因子，又是生命元素、文明源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作为中国第一大江——长江的流域管理机构，确立人水和谐的理念，开创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新局面，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一、人水和谐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意义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说文解字》解释“谐”：“谐，詥也。此与龠部龠皆异用，龠皆，专谓乐和。”《尔雅.释乐》：“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和谐”一词都是指不同的事物、元素或性质能够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沟通和融合，都表明了不同的事物、元素或性质既统一又转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中很早就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它认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人文与自然是相通的，即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是重合一致的。尽管这里的“天”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神道之天”三方面的含义，以后“神道”的内涵逐渐被淡化，“义理”即道德的内涵被逐渐强化和深化，但是，“自然之天”与人类主体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可以认为，“天人合一”的理念统摄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模式。

　　（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内在要求。本体论是关于世界的总体看法，表现在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观点，一方面人类在发挥能动性的同时，要充分尊重自然界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相关生态系统的关系，实现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自觉处理好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又给出了主体对客体能动反映的条件，就是必须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可见，人类只有在认识了、掌握了并遵循了自然规律，才能改造和利用自然，才不至于使自然混乱或瓦解，从而真正有益于人类的长远利益。

　　纵观古今中外，从价值的角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外乎三种观念：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论”，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中心、主宰、征服者、统治者。二是“极端的自然中心论”，认为有独立于人类实践之外的自然价值，主张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顺应自然。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论”，并不反对或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与人相联系的范畴，离开了人，就无所谓价值。人是不同于一般生物的高级生物，人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具有超越自我的能力。人应该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人水和谐是治水实践的更高境界。人类的治水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人类利用河流并听命于河流的自然阶段，大致相当于原始社会时期。虽有保护居民区的护村堤埂，但人们对水的自然状态无力加以明显的改变，不得不听命于大自然的主宰。二是人类利用河流并抗御河流的阶段，大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人们有能力一定程度地控制洪水的威胁，也有条件兴建较大型的灌溉和航运工程。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有限，严重的旱灾或水灾还常常成为改朝换代或重大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三是改造河流为人类服务的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支配河流的能力远远超过历史水平，但也带来对河流健康的伤害。四是人类与河流和谐发展阶段。当主要依靠工程技术措施治水出现困境时，人们重新认识到，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应该是既要改造和利用，又要主动适应和保护。人类要由河流的征服者，转变为河流的朋友和保护者。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把人类的治水实践推进到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第四阶段，即人水和谐的新阶段。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人水和谐将从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变为科学治水生动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二、人水和谐的基本内涵

　　（一）在观念上，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人与自然都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人与水既有主客体的对立，更有主客体的统一。人水关系中，人是主导方面。正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活动，才加重了人水关系的紧张，激化了人水矛盾，导致人类遭受河流的报复。要改变这种对抗，必须首先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须知，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处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生态系统，都有特定的能流和物流规律。只有顺从并利用这些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们才能持续取得丰富而又合乎要求的资源来发展生产，从而保持洁净、优美和宁静的生活环境。

　　（二）在思路上，要从单纯的治水向治水与治人相结合转变。总结长期以来的治水做法，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片面强调治水而忽视或有意回避对人类活动的治理。例如，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不惜占用本来是河流行洪的滩地和低洼地带，把厂矿企业和城镇布置在洪水高风险地区，而不去主动避让洪水。一旦遇到洪水，总是水来土掩，拼命加高加固堤防，反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又如，为了满足高耗水产业的用水需求，则千方百计地开发水资源，导致河流干枯、地下水严重超采，结果是越缺水越开发，越开发越缺水，形成了恶性循环。再如，面对严重的水资源污染和水土流失，人类最先想到的是对污染进行稀释，对流失进行治理，而忘记了正是人类活动本身才是污染和流失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水资源问题虽然表现在水上，根子则在岸上，在人类这个方面。采取各种技术手段治理水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终究还是治标，只有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抓住人类活动这个中心，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才是治本之策。

　　（三）在行为上，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水问题看起来多种多样，但是究其根本，则是保护与开发脱节。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与开发成为一对矛盾，乃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制约，例如能源制约、水资源制约、生态环境制约，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发利用水资源。同时，开发又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把在开发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开发作为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围绕这一原则需要落实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当前特别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按照不同区域、不同河流、不同河段的功能定位，合理有序规范经济社会行为。在水资源紧缺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要与两个承载能力相适应，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在洪水威胁严重的地区，城镇发展和产业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科学建设、合理运用分蓄洪区，规避洪水风险。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方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二是建立流域共同体。流域既是一个自然单元，也是一个经济单元、文化单元。流域内各区域是以水系、流域为纽带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仅体现在共同保护流域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上。非保护区域、非限制开发区域、经济较发达区域，应当更多地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设想，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征收保护基金、建立补偿机制、移民等多种方式，将生态脆弱地区对河流开发的需求转化为对河流保护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