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中，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逊这样描写农药等化学药品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原来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

　　11月在北京闭幕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年度会议上，多位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呼吁，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的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中国水环境污染的“元凶”，“寂静的春天”警钟仍在长鸣。

　　“从地下到空中”的污染

　　“中国使用农业化肥的强度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教授斯谬尔说，“中国有着不到世界1/10的耕地，但是近来氮肥的使用量却占全世界的近30%。”

　　中国对氮肥的依赖和管理，是已经研究中国环境问题30多年的斯谬尔“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他认为，由于氮肥施用过量、利用率过低，中国每年有超过1500万吨的废氮流失到了农田之外，并引发了环保问题：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池塘、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施用的氮肥中约有一半挥发，以一氧化二氮气体形式逸失到空气里——一氧化二氮是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温室气体之一。过量的氮肥形成了“从地下到空中”的立体污染。

　　实际上，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使用国，也是最大的农药使用国。农药同样存在过度施用问题，目前中国农药的过量施用在水稻生产中达40%，在棉花生产中超过了50%。许多被禁止的农药依然在使用，不仅对环境造成损害，而且导致了在食品中的有害残留。

　　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导致的污染，因其污染源广泛分散、没有明确位置，而被称为农业面源污染。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专家们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向这一状况快速发展。

　　中华环保基金会会长曲格平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化肥、农药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中国来得这么快，这么严重，令人震惊。中国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已到非治不可地步，应该采取新的有效措施了。”

　　国合会副主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说，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很大”，粗略估算，目前水体污染物中来自工业、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大约各占1/3。中国采取措施逐渐限制了工业污染源的排放，正在建设污水处理厂处理城市生活污水，而对农业面源污染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作为中国政府成立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国合会一年前专门成立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课题组，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该课题组中方组长、中科院院士朱兆良对记者说，在未来几年里，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对水质污染的影响将逐渐减小，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由作物种植和畜禽养殖业导致的面源污染，对水质和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将日益凸显。

　　此次国合会年度会议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解振华说，20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的整体水平不高，科技含量和农民环境意识较低，特别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还相当粗放，带来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明显，已成为制约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面源污染为何愈演愈烈

　　农业面源污染为何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课题组分析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较大。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国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增加。在一些地方，由于过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农民为维持农田生产能力，更加依赖于增施化肥，“饮鸠止渴”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农田土壤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2002年我国蔬菜和瓜类播种面积1970余万公顷，总产量超过6亿吨，其中有160多个县（含县级市和区）的蔬菜播种面积在2万公顷以上，开始大规模生产。但蔬菜生产的过量水肥投入现象非常普遍。氮肥施用过量导致蔬菜病虫害加重，间接引起农药使用量和残留量的增加。

　　中国农田施用化肥的养分不平衡。由于肥料不合理施用，肥料主要是氮肥的利用效率很低，当季氮肥利用率只有30％—35％。化肥的不合理施用不仅导致产量和品质的下降，还导致肥料的经济效益降低和严重的面源污染。

　　农户缺乏当地农技推广系统的技术指导。课题组进行的农村调查发现，在最近的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有的地方多达40％的家庭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村庄里有任何推广活动。很多农民对农药带来的污染和危害有所了解，但不知道化肥也会造成严重污染。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农民应该是‘主力军’。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朱兆良对记者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总数超过100万人，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存在较大缺陷：对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投入过低；在农业推广体系的资金使用上，大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发工资；很多推广人员没有受到合格的教育和培训，接受了培训的人员也没有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推广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运作资金，当地推广系统不得不经商获取收入，主要的商业活动就包括卖化肥和农药。这就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投入缺乏积极性。   “关键还是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曲格平指出，我国对化肥、农药使用提出的方针是——科学、合理，但这一方针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落到实处。由于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往往被忽视了。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农业面源污染直接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却仍没有真正摆上议事日程。

　　治污要由“点”到“面”

　　解振华在会议上发言强调，中国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目前还停留在“点”上——有一些地方进行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尝试，开展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但推广还很慢。

　　如何推动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由“点”到“面”？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课题组外方组长、伦敦大学学院访问教授戴维·诺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政策框架和配套制度，同时缺乏相应的机构向农民宣传面源污染的原因和防治方法，以及鼓励和推动农民采用有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外专家在政策、立法、技术体系等层面纷纷建言献策。

　　朱兆良对记者说，最重要的还是转变观念，做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三赢”。他建议在重点地区建立监测站，监测土壤、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含水层中的化肥、有机肥和农药的含量，并评估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尽快开展全国范围的面源污染现状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可靠信息。

　　“如何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农药，我们相关的科研开展得还很不够。化肥、农药施用超过一定量后，会导致土壤退化，从而减少农田产量，结果得不偿失。”曲格平认为，“投入多少合适？用多了危害多大？应该拿出一些数据来，帮助农民算清这个帐。”他还建议借鉴国际上成功的控制化肥和农药面源污染的法规，针对有毒化学品立法。

　　专家们还建议，在各级政府的农业发展规划中引入农业环境评价体系和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加强面源污染的危害和原因的宣传，增强全民生态环境意识与参与意识。

　　欧洲委员会环境总司司长凯瑟琳·戴特别强调，高质量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控制农业面源污染至关重要，要“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将农业技术推广与经销化肥和农药等商业活动分离；引进对政府和私营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资格认证，提高他们的技能；通过农民专业技术组织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拓宽农民的培训方式；增强所有农技推广人员的环境意识。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相对较低的国际市场化肥和农药价格会诱导农民多施。而高附加值的蔬菜、花卉以及水果等生产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过量施肥、施药。如果没有有效的管制系统和得当的技术推广体系，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农业面源污染涉及千家万户，问题复杂，控制起来难度很大。不过，这个任务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其实有很多该做、能做的工作还没有做。”朱兆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90％的农民所购买的化肥的包装上没有施肥指导说明；不少化肥和杀虫剂包装上的说明不够充分、恰当。而只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这些其实是不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