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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简报 |
| 光明日报：宋达泉：为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作出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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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宋达泉,土壤学家
来源: 光明日报
时间: 2006-01-15 点击率: 1074412 |
| 摘 要： 宋达泉（1912-1988），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前期从事土壤及自然资源调查和研究工作。早期在浙江、福建、云南等地进行土壤调查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主持了东北地区土壤资源及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的系统调查和研究工作，为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 |
宋达泉，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10月20日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他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穷秀才，仕途不通，创办实业又遭破产。宋达泉出生次年即随其母迁回绍兴，清苦度日。宋达泉天资聪颖，5岁上小学，成绩优良。1925年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绍兴)，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理科，重点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
立志向选定土壤学科
1930年，宋达泉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求学期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断高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宋达泉深受爱国运动影响，曾参加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常和农民接触，了解他们的疾苦，看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科学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困苦，因此选定随刘和教授学土壤学，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国之农业问题。在刘和指导下，他同沈梓培、莫祖明一起去杭县进行土壤调查，分析大量土壤标本，刻苦钻研，并与同学互相讨论，完成了《杭县土壤研究》论文。
1934年夏大学毕业后，宋达泉到浙江省建设厅化学肥料管理处任技士。两个月后，与余皓一起赴北平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学习，并同梭颇(JThorp)、周昌芸、马溶之去大同、包头、萨拉齐一带进行土壤调查，又在北平附近作土壤详测。这一时期，他学习了美国和德国的土壤调查制图和土壤分析方法，学习了苏联的土壤分类和发生学理论。回杭州后，他继续进行杭县土壤调查，经一年多的工作，发表了《土壤机械分析的理论与实际》一文，又与马寿徵、余皓合著《杭县土壤调查报告》一书，约15万字。由于工作勤奋，学习努力，他在土壤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初步基础，升为技士，负责化验室工作。
1936年秋，经竺可桢介绍，宋达泉到南京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两度受派调查浙江省土壤，主要研究水稻土、棉区和茶区土壤，曾渡海至舟山群岛等地，第一次进行了我国海岸带及海涂土壤调查。一同工作的有侯光炯、朱莲青、黄秉维、刘海蓬等。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机关陆续内迁。宋达泉不顾敌机轰炸，与几个同事将仪器和标本装箱西运。同年，与朱莲青、熊毅，张楚宝等一起，在湖南耒阳、彬县一带工作，并赴莽山调查林区土壤。
1938年宋达泉到地质所昆明办事处。为了开发大后方土壤资源，夏季去滇南建水调查羊街坝荒地土壤，冬季参加滇西边地考察团，调查保山、腾冲、芒市、猛邱、盈江一带的荒地土壤，研究了该区主要土类和点苍山、高黎贡山、鸡足山的土壤垂直分布，并发现呈贡鸡爪山的磷矿。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野外工作困难很大，宋达泉与同事们知难而进，经常出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
1940年，为发展福建省的经济建设，宋达泉等3人受命筹建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周昌芸任所长，宋达泉任技正、土壤课课长。在福建永安工作3年，经常深入山区，徒步行程7500余公里。当时山区交通不便，疟疾流行。宋达泉不畏艰难困苦，一年四季坚持野外调查，有时找不到住所，还要日夜兼程。途中吃不到饭，则以随身携带的番薯充饥；疟疾发作，就吞服一小包奎宁粉。如此，3年中采用路线调查为主的方法，进行土壤调查，完成了1：50万全省土壤图；并对福建省的土地利用和红壤生成发育过程及土壤肥力、增产措施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了福建漳浦的铝土矿。
1945年，宋达泉通过农林部公费赴美实习考试。在美国先到田纳西州学习应用航空照片测绘土壤详图方法，秋季到康奈尔大学研习土壤化学、土壤物理和森林土壤学。第二年春，参加在俄亥俄州召开的美国土壤学年会，继而去美国农部土壤局学习土壤胶体研究方法，去威斯康星州水土保持学校学习6周，再到米苏里大学师从马歇尔教授学习土壤矿物学，并与美国土壤学家梭颇等人一起考察了美国中西部各州土壤。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涉及领域很宽，宋达泉受益匪浅，但同时也感到，美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不脱离土壤化学观点，也有唯心史观的影响。1946年7月宋达泉回国，仍在南京地质所土壤室工作，并兼任中央大学农化系土壤学教授。教课时，他博采众长，重点介绍中国和苏联的土壤科学。1948年，宋达泉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不愿随其撤退，留守地质所，参加巡逻，保卫图书和设备，迎接南京的解放。
赴东北开创新的事业
祖国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对土壤科学工作者的需求，在宋达泉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1950年，他欣然接受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邀请，乘车北上，去开创新的事业。6月初到达沈阳，开始筹建东北土壤调查团，并任团长。他组织东北各省农业试验场和农学院的土壤专家，分组开展东北地区荒地调查，历时3年，基本摸清了东北地区的土壤类型、性质，提出了开发规划。每到冬季，宋达泉又南下海南岛、雷州半岛，从事橡胶宜林地的考察规划。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提出的一些实际问题，他曾带领科技人员深入黑龙江省集贤县国营友谊农场，应用土壤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土壤形成过程，确定黑土、白浆土的土壤分类系统，对各类土壤及相应亚类的理化性质进行系统研究；他与曾昭顺、陈恩凤、程伯容等在黑龙江省嫩江九三农场、吉林省郭前旗和辽宁省章古台等地建立了定位研究试验站，分别对黑土、盐土、砂土进行系统研究和改良试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宋达泉迷恋上东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东北大地。1954年他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东北分所(后组建为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任筹备处副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兼土壤室主任。他曾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以及历届理事会领导成员。1956年他参加了中苏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任考察队自然条件组中方组长，长年累月跋涉在黑龙江两岸，进行野外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主持完成了《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报告论文集》。为此，1962年他和其他专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根据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北地区从事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宋达泉组织有关专家撰写出阐述我国东北地区土壤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东北土壤》和《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图集》，全书81万字，附有1：300万土壤图(1977年获辽宁省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8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我国创建了森林土壤的学科和研究方向，主持编写了《中国森林土壤》草稿。
为使土壤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宋达泉积极倡议并促成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并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中担任全国技术顾问组副组长和东北地区顾问组组长，经常深入基层指导普查工作。1963年，他参加了全国农林工作会议及农林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他率领科技人员到辽宁西部半干旱地区蹲点，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技术试验，建立样板田，指导自然条件改造和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中，宋达泉受到严重迫害，被关押两年之久，多次遭到毒打，手指致残。但一旦获得从事科研工作权利，他把个人恩怨抛诸脑后，立即投入土壤科学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祖国科学事业的春天。宋达泉焕发出青春的活力。1980年春他带领林业土壤研究所的部分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云南省腾冲地区考察，历时40余天，野外行程5000多公里。他坚持和中青年科技人员一起采土、制图，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次在考察归途中，汽车在海拔2000多米的盘山路上发生故障。宋达泉把大家召集起来，讲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演变，还以40年前他同侯光炯从缅甸骑马到这里考察，曾被少数民族土司扣押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土壤调查和遥感制图任务。这次腾冲考察，1985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一等奖。这一年，宋达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适应辽宁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宋达泉主编了《辽宁国土资源》一书，编绘了《辽宁国土资源地图集》。详尽地论述了该省的自然地理状况、各类自然资源、环境质量与评价、国民经济结构与布局、智力及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及开发等方面情况，为该省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全书165万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获1988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查资源踏遍万顷海涂
作为一名土壤学家，宋达泉非常重视尚待开发的国土资源。他十分清楚，海岸带是我国的一种特殊国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研究和开发沿海国土资源，对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1978年，宋达泉承担了全国海涂资源调查任务。他亲自到上海，同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陈吉余，共同商讨开展我国海涂资源调查事宜。同年12月在浙江省肖山县主持召开了“全国沿海滩涂资源考察与综合利用学术交流和科研规划会议”，集思广益，征求各界人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会后，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加强“全国沿海滩涂资源考察和综合利用研究”。随后，宋达泉与陈吉余商定，将海涂考察与海岸带调查合并进行，并筹备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温州试点研究，宋达泉任考察队副队长。虽已66岁高龄，他仍带领科技人员，沿着296公里海岸线，历尽艰辛，完成试点任务，为今后全国沿海各省市开展这项工作创造了经验，培训了队伍(这项成果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等15个部、委、局和沿海10个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于1980年开始进行“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宋达泉担任这项大型系统工程项目的技术指导小组副组长和土壤植被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他组织有关人员制定了《土壤调查简明规程》，并且亲临各沿海省市考察，深入实地具体指导。北自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东省、海南岛沿海，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1983年召开的中国土壤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宋达泉提出了有关滨海盐土形成的学术见解，他指出，滨海盐土是一个土类，海涂土壤——潮滩盐土是其亚类，不应笼统地将湖滩盐土称之为“成土母质”或“海滨沉积物”。他在说明这类土壤的广泛分布后，阐述了它的形成和适宜农、林、牧、副、渔业综合发展的巨大潜力。他在领导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工作中，主编完成《中国海岸带土壤》专著。
1983年，宋达泉还领导了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担任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亲自参与组织队伍，制定调查计划，主编了《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及开发利用报告》，这项成果1987年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一次参加獐子岛、海洋岛调查中，遇到了7级风浪，船在浪峰浪谷间颠簸，宋达泉坐在甲板上呕吐不止。他不以为苦，反而笑着对大家说，“这就叫作乘风破浪，知难而进”。
宋达泉正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向土壤科学研究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地进行探索。
为科学培育满园桃李
“科学无止境，需要数代人不懈地努力钻研”，宋达泉常常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在土壤科学的研究中，历来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
1946-1948年，因缺乏科研经费，宋达泉只得在南京郊区进行土壤详测和制图工作。他利用这个时机，言传身教，培养10余名青年土壤工作者，使他们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较快地成长为土壤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到东北后，宋达泉看到，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区域规划任务，迫切需要对土壤资源进行本底调查，而土壤科学工作者又严重不足，他就把自己学到的和掌握的土壤调查理论和野外工作方法，结合国外的经验，加以总结，系统地传授给土壤调查团的成员，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出《土壤调查手册》(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就是初学土壤调查的人，若能掌握它的基本方法，也可以有条件完成调查制图的任务”(马溶之，土壤调查手册，序言)，成为中青年土壤工作者得力的工具书。当年经宋达泉指导的近百名科技工作者，后来大多数成为东北地区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和骨干。
“土壤学是一门面对农业生产的学科，光有书本上的知识，没有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认识是不行的。”“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野外工作的能力，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是宋达泉对自己先后招收的10名研究生，其中包括2名博士研究生提出的要求，同时他以自己的行动，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在他75岁高龄时，还亲自带领2名博士生深入农村调研，并赴庐山进行岩石与土壤发生关系的考察。他所培养的学生中，不乏佼佼者。在我国资源环境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鸿烈，是宋达泉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领导职务后，仍不忘恩师的指导，每逢到沈阳检查工作或参加会议，都要探望老师。他的另一位研究生吴燕玉也是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方面的知名学者。他指导过的众多学生和助手中，有的已经担任了科技领导职务，不少人成为有关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
宋达泉以求实、务实的学风，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治学态度，牢牢地铭刻在学生们的心中。
吐尽丝走完充实人生
长年的野外工作，使宋达泉积劳成疾。“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又受到摧残。1980年宋达泉已被确诊为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脑动脉硬化症。医生告诫他，一定要注意休息，以防病情恶化。但他一心挂念着科研工作，在海涂调查中，他不顾病魔的威胁，尽管浑身无力，步履蹒跚，走不多远，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仍坚持走完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全过程。1988年8月，他抱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海岸带国际学术交流会。此时，他的行动已十分困难，为了不牵扯别人的精力，他坚决不坐轮椅，不去餐厅吃饭，仅用随身带着的蛋糕和饼干充饥。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这次国际学术交流会，展示了我国海岸带调查研究成果。宋达泉作为这项工作的一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他感到无限的欣慰。他对同事们表示：“我的时间不多了，对国家的贡献微薄，远未达到党和人民的要求。”
返回沈阳后，宋达泉已疲惫不堪，虽有人搀扶，也难以迈步行走。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筹备有关会议和修改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总结报告。
1988年8月27日17时，宋达泉终因脑溢血病抢救无效逝世。他走得这样匆匆，象每次去野外调查一样，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话，在他的案头，还摆放着正在修改的总结报告中的《自然条件篇》。
他55年如一日，献身于我国土壤科学的研究，默默地走完了坎坷而充实的人生道路。但是，辽阔的祖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留下了他的永不磨灭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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