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境流域众多，跨境洋面宽阔，跨境资源丰富，跨境生态安全问题复杂，所涉及的流域国可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近一半的人口。而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跨境流域分布广泛，情况千差万别，多处于边缘贫困地区，境外毗邻的国家绝大多数也是发展中国家。

    跨境生态安全冲突加剧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涉及国土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水安全等多个方面。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研究员何大明在11月15日举行的以“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到行动”为主题的第290次香山科学会议上说，跨境生态安全涉及国家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共同安全，已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大面积环境的显著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将人口增长、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等视为生态安全问题，环境伦理学由此得到发展。进入80年代，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以后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发展日益相互依赖，导致对跨境资源的竞争和利用以及跨境生态安全冲突的加剧，经济和跨境生态安全问题上升为国际区域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何大明说，资源的跨境竞争，灾害的跨境危害，污染的跨境流动，物种的跨境迁徙……使得跨境生态安全问题极其复杂。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威特油井的大量石油泄漏，造成严重的跨境污染。21世纪初的科索沃战争，北约投下的贫铀弹引发了巴尔干地区的跨境生态灾难。缅甸北部边境森林的破坏性采伐等，造成这一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濒于灭绝，暴雨洪水频发，森林火灾蔓延到其他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际河流区的非流域国家发生的一些生态安全问题，也具有跨国界甚至跨地区的特点。2003年底的禽流感，给欧洲造成420亿美元的损失；2005年印度洋海啸一次卷走20多万人的生命；2006年禽流感卷土重来，波及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面临巨大挑战

    资料显示，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我国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29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就有15个；中国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我国跨境流域众多，跨境洋面宽阔，跨境资源丰富，跨境生态安全问题复杂，所涉及的流域国可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近一半的人口。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跨境河流分布区相继成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区域。这些跨境流域分布广泛，情况千差万别，多处于边缘贫困地区，境外毗邻的国家绝大多数也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地处众多国际大河的源头或上游地区，随着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加强，跨境生态安全成为我们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部分之一。进入21世纪，我国连续发生的跨境生态安全事件，如2005年11月松花江跨境水污染、2004年3月湄公河的低水位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合理利用跨境资源和减少跨境冲突方面，中国正面临巨大挑战。

    何大明认为，跨境生态安全源于水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等，其影响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和广泛的关联效应，在空间上跨越国界和地域，因此国际环境伦理要求实现“人地关系的和谐”、“代际发展的公平”和“区域发展的公平”。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上游水道国，在跨境生态安全方面承受的挑战将越来越大。在国际环境伦理方面，中国既有承担对上游、对下游生态保护的义务；也有合理利用资源和发展经济以及获得国际跨境生态补偿的权利。中国政府推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周边外交战略和共建“和谐世界”的新型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国际环境伦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实际行动维护跨境生态安全

    何大明介绍说，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减少跨境生态冲突，维护跨境生态安全。除了实施更符合国际环境伦理要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战略外，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中，中国日益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2003年11月，在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双方注意到世界环境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同意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努力控制水质和空气污染、水土流失……”

    同时，中国政府相继启动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集中开展跨境生态安全和相关国际环境伦理研究。在2003年的“973”计划中，首次支持开展“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及西南跨境生态安全研究”，以期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此外，为加强跨境资源环境的管理和生态安全的维护。国务院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协调领导小组”、“东北办”等，外交部、水利部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河流管理机构，外交部多次承诺“中方将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跨边界河流产生的问题；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负责任的、不损害邻国利益的政策”。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不断得到加强，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正在快速渗入国家安全、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各个层面，资源和环境外交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构造未来国际格局的新内容，成为影响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何大明建议，在日益兴盛的区域经济合作中，需要通过调整区域合作模式来加强跨境生态安全领域的合作。要将非传统的生态安全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密切联系起来，减少跨境生态安全对国家和区域稳定的影响，维护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合作框架中，建立区域冲突灾害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基于3S技术的跨境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网和共享信息平台，及时对跨境生态安全问题进行预警、预测和评估，以加强防御跨境灾害和处理突发冲突事件的能力。